丁启阵：中国诗酒关系略论

——附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融合

【作者简介】丁启阵，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部

【编辑说明】本文原刊《中国典籍与文化》(京)2001年第02期，本次编辑全文转自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2001年08期，注释、参考文献从略，引用时务必请以原刊为准！

在中国，诗和酒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但这种密切关系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有个演进的过程。这个演进过程说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不总是截然分开的，两者是可以相通的。

一、诗与酒的密切关系

中国历史上，酒的诞生要早于诗歌。自然酒，即野果、蜂蜜、兽乳等含糖物质，经自然发酵而成的酒，早在人类尚未诞生之前的洪荒时代就有了；人工酒的出现，也可以追溯到七八千年以前，也就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变的时期。当时相对稳定的生活条件、相对充裕的生活资料，为造酒提供了条件。河姆渡、大汶口和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大批酒器（陶鬶、陶盉、陶杯、陶尊、漏缸、陶盆、陶瓮等），也证明六千多年前我国谷物酿造酒已经产生，五千多年前黄河下游地区的酿酒和饮用已经相当普遍。至于传说中的杜康（少康）、仪狄时代，是酿酒技术有了长足进步的时代，不是发明阶段。可见，无论是诞生还是饮用，酒的历史都非常久远。相比之下，诗歌的诞生要晚得多。从现存文献看，我国诗歌可以追溯的历史也就是三千年左右。不管是《吕氏春秋》所记载的《侯人歌》（《音初篇》）、“葛天氏之歌”（《古乐篇》）这类与原始乐舞结合的歌咏，还是《吴越春秋》所记载反映原始狩猎过程的《弹歌》（《句践阴谋外传》），可以肯定，都不会超过三四千年。我国第一部诗歌集子《诗经》编定于二千五百年前，其中的诗歌一般认为创作于此前五百年左右的时间里。

但是，诗歌一经产生，就跟酒结下了不解之缘。诗歌是生活的反映，而饮酒早已是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所以上古诗歌里有许多篇什写到了酒和饮酒，是不足为怪的。到了后来，随着诗歌的总体发展，跟酒有关的部分也不断地丰富完美起来。中国诗歌达到鼎盛的唐宋时期，诗和酒的关系就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唐诗宋词几乎就是酒缸里浸泡出来的灵性。三国以后，中国诗人没有不喝酒的，所有伟大的诗人都写出过跟酒有关的著名诗篇，甚至几乎所有的著名诗人都留下了不朽的饮酒形象。萧统说“陶渊明篇篇有酒”（《陶渊明集序》），郭沫若统计过，李白现存的诗和文一千五十首，“说到饮酒上来的有一百七十首”，杜甫现存的诗和文一千四百多首，“说到饮酒上来的共有三百首”（《李白与杜甫》196页）。诗人的饮酒形象往往来自于他们自己的一二名句：陶渊明的“止酒情无喜”，李白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杜甫的“性豪业嗜酒”，刘禹锡的“暂凭杯酒长精神”，欧阳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苏轼的“把酒问青天”，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李清照的“浓睡不消残酒”，凡对中国文学有所了解的，都耳熟能详。写酒的名诗名句，曹操的《短歌行》里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李白的《将进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杜甫的《曲江二首》“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客至》“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杜牧的《清明》“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一时也不能枚举。很难想像，没有酒，中国的诗歌会是什么样子。

其实不止是诗歌，也不止是中国，如果没有酒，整个人类的文艺都将逊色得多。因为酒在文艺创作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李白斗酒诗百篇”，“斗酒”与“诗百篇”之间，除了伴随关系，一定也有因果关系：“斗酒”是因，“诗百篇”是果。酒能激发诗歌灵感，不止是一种普遍现象，更是有着科学依据的，即酒精的麻醉与兴奋作用。麻醉可以使人摆脱庸琐拘束，进入一种较为自由的心灵状态，进入一种忘我之境；兴奋则大大提高了人的领悟力和想像力。对此诗人们是最有体会的。李白说：“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月下独酌》）苏轼说：“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和陶渊明饮酒》）范成大说：“老去读书随忘却，醉中得句若飞来。”（《分弓亭按阅》）都是经验之谈。

二、诗酒关系的类型

诗和酒的关系不是单一的，它可以分析。根据诗人、酒、诗歌三者的联系情况，我们把诗酒关系分为四种类型：

（一）诗人→诗→酒

这个类型指的是，诗人作诗描写酒或者跟酒有关的人或事情。例如，《乐府古辞·杂曲歌辞·乐府歌》：“春酒甘如醴，秋醴清如华。”这是赞美酒的。《古歌》：“上金殿，著玉樽，延贵客，入金门……主人前进酒，弹瑟为清商。”这是写宴饮。《周礼·冬官·梓人》：“祭侯之礼，以酒脯醢。”这是写祭祀。《仪礼》：“甘醴惟厚，嘉荐令芳。”“旨酒既清，嘉荐亶时。”“旨酒既湑，嘉荐伊脯。”“旨酒令芳，笾豆有楚。”这是士子成人加冠仪式上的祝词。

（二）酒→诗人→诗

这是指喝了酒的诗人所写的诗。例如，楚霸王项羽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在作歌之前曾经“饮帐中”。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也是在一次“酒酣”之后的创作。酒后作诗，历史上大有人在。

（三）诗人→酒→诗

这是指诗跟酒之间不是简单的描写与被描写关系，酒已经成为了诗的有机体的一部分。例如，陶渊明的《止酒》：“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从此一止去，将止扶桑涘。清颜止宿容，奚止千万祀。”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哪怕是一闪现，对于整首诗、整个意境也是至关重要。这一类实际上跟下边一类很接近，有时候很难分开。

（四）酒→诗人→诗

这是指诗人、酒、诗歌三者已经混为一体。例如，《汉乐府古辞·瑟调曲·善哉行》：“欢日尚少，戚日苦多。何以忘忧？弹筝唱歌。”宋子侯《董娇娆》：“吾欲竟此曲，此曲断人肠。归来酌美酒，挟琴上高堂。”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李白的《将进酒》也属此类。

诗酒关系的类型当然不排除其他分法，我们之所以这样分，是有所考虑的。主要是，这样划分对说明诗酒关系的演进有便利之处。

三、诗酒关系的演进

虽然说诗歌诞生之初就跟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毕竟也是由简单到复杂、从相关到相融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上古时期直至汉代以前，诗歌与酒的联结是比较简单的。一般来说，这一时期它们基本上限于第一种类型，即诗人通过诗歌描写酒和跟酒有关的人或事情。准确地说，就是当时的酒和饮酒还只是被作为客观的对象反映到了诗歌里。人们赞美酒，描写祭祀、节庆日、礼俗日、寿诞日、招待宾客时的饮酒情景，其中说到酒的时候，基本上是跟菜肴、音乐之类并立的，也就是说，酒还没有跟人的情绪产生像后来那样的特殊关系。下面举三个《诗经》里的例子：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豳风·七月》）

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小雅·楚茨》）

幡幡瓠叶，采之享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小雅·瓠叶》）

这三个例子里，无论是寿宴还是祭祀，酒都只是一种饮料，跟食物（“羔羊”、“食”、“瓠叶”、“兔首”）并立。当然也不能说上古时期，酒完全没有跟人的情绪发生关系。一是历史久远，文献散佚，今天所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同时，个别诗篇里也确实有将酒与情绪联系在一起的。例如《诗经·周南·卷耳》：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为了怕长久的牵挂、为了怕长久的伤心，主人公频频喝酒，可见，他已经在利用酒的麻醉作用了。不过，这样的诗在上古时期实在是少而又少。

汉代是诗酒关系的飞跃时期，出现了上文所说的（二）（三）两种类型。飞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酒后作诗的情况大量出现。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之外，东方朔（见《史记·滑稽列传》）、杨恽（《拊缶歌》）、汉灵帝刘宏（《悲歌》，见《后汉书·何后纪》附王美人传）等人都续有所作。第二，出现了述写较为复杂、跟酒有关的故事的诗篇。这就是辛延年的《羽林郎诗》。这首诗描写了一个发生在酒店里的故事，一个贵戚家奴跑到由一位西域少女开的酒家，跟美丽的西域少女调情求欢，遭到了少女的拒绝。这首诗所塑造的西域少女形象对后代的诗歌创作有很明显的影响。第三，酒开始跟忧愁产生直接的联系。乐府诗、“古诗十九首”，饮酒被当作人生苦短情绪之下遣闷、及时行乐的一种方法。例如：《乐府古辞·大曲·满歌行》：“饮酒歌舞，乐复何须？”（《宋书·乐志》所引为：饮酒歌舞，不乐何须？）同上《善哉行》：“欢日尚少，戚日苦多。何以忘忧？弹筝酒歌。”《古诗十九首》其三：“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同上其十二：“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这种生活态度虽然不乏消极成分，但是从诗歌创作角度说，它无疑为后代开辟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汉代往后，魏晋继之而略有发展。其中陶渊明尤多贡献，他把饮酒当作对抗浊世、乱世的武器，成就一部避世隐居者含蓄醇美的伟大诗篇。到了唐代，诗酒的关系才被发展到了极至。不但上文所说的各种类型兼备，而且可以说无臻不妙。唐代的酒诗，真正达到了丰富而深刻。说它丰富，豪放的，低徊的，忧伤的，欢快的，揭露丑恶的，再现美好的，应有全有；说它深刻，无论是社会现象，还是人生感受，唐代诗人都凭着他们超卓的禀赋和惊人的胆识，辅以酒神的激情，作了近乎完美的再现或表现。唐代固然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时代，但是唐代诗人的才情之所以能够得到那样淋漓尽致的发挥，跟酒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这只要看一下杜甫《八仙歌》中对李白、张旭的描写就可以得到印证：“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因为酒（当然也因为当时政治上的许可这个大前提）的作用，艺术家们可以把贵贱礼数置之度外，在一定的时间里让自己的心灵进入自由境界，这是符合艺术创造规律的。

四、从诗酒关系的演进看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融合

文化学对文化结构有各种各样的划分，二分、三分、四分乃至六分都有，不管哪种划分法，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各家都认同的基本划分。可以划分，说明它们是有区别的。但是，区别不等于不能相互转化。事实上，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有时候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诗和酒关系的历史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作为一种饮料，酒当然属于物质文化范畴，而作为人类艺术创造活动的精神产品，诗歌则属于精神文化范畴。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在诗歌、诗人和酒的关系还处于上文第二节所说的第一种类型（诗人→诗→酒）阶段时，诗里边的酒还只是物质文化的一种以代号的形式在诗歌里被描写的。这个时候的酒，跟任何其他物质（物体）例如一件器具没有任何不同。当诗酒关系进入到第二种类型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第二种类型阶段，酒虽然没有直接转化为诗歌的成分，但是它在艺术创造（写诗）过程中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适度的麻醉和兴奋作用。这就不是其他物质的东西所能比拟的了，有“李白斗酒诗百篇”，却不会有“李白斗饭（或者升水）诗百篇”。这一阶段，我们可以说酒以一种湮灭自身的方式为精神文化的产生出了力。而当诗酒关系进入到第三种类型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时候的酒已经完成了由物体到艺术形象（心灵感受）的升华，它已经是诗歌旨趣、意境的有机成分了，也就是说物质的酒已经转化为精神的酒了。第三种类型与第四种类型除了诗人的创作状态之外没有其他区别。

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夸大诗酒关系的价值。南北朝人陈宣说得好：“酒犹水，可济可覆。”（《与兄子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