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燕：鲁迅的药与酒及魏晋风度

【作者简介】戴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辑说明】本文原刊《鲁迅研究月刊》(京)2005年第03期，本次编辑全文转自《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5年07期，注释、参考文献从略，引用时务必请以原刊为准！

一、鲁迅的药与酒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呐喊》），小说中的狂人，是一个日日处在被迫害妄想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这时距鲁迅从日本仙台医专退学，已有十二年之久，但在后来的回忆中鲁迅说道，写这篇小说，还是靠了从前学到的医学知识。（注：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一文中提到《狂人日记》写作前的准备，就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南腔北调集》）。而仅从鲁迅这一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里，也可看到他对与医学相关的言和事的关心，如《三十三》(1918)的批评一位大官所谓精神改造肉体的卫生哲学；《四十二》(1919)的对在杭州的英国医生之称中国人为土人的反应；等等（《热风》）。）在翌年发表的小说《药》（《呐喊》）里边，有一个蘸了烈士鲜血的馒头，是患了痨病的孩子的药引。药引的构想，据鲁迅说，也来自他早年为父亲配药的经验。（注：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为了给久病的父亲买药，“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

1919年，比《药》发表稍早的是另一篇小说《孔乙己》（《呐喊》），小说的主要场景是鲁镇镇口的咸亨酒店，落拓书生孔乙己的一生，也由酒店的小伙计口中述出。这个鲁镇上的咸亨酒店，不久又出现在小说《明天》（《呐喊》）里，这一次，故事是发生在酒店隔壁的单四嫂子跟她的病儿身上。从1921年底开始，鲁迅的《阿Q正传》（《呐喊》）陆续发表，阿Q也是个爱喝酒的人，他喝了酒，才敢去摸小尼姑的头，平常他都要向酒店赊账的，“中兴”后的那一天则很不同，他将满把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绍兴是个产酒的地方，很多故事仿佛都跟酒有联系，而酒又似乎特别能给怯懦的人以勇气、让无聊的人得消遣。1924年的小说《在酒楼上》（《彷徨》），写的就是一个喝了些绍酒，“满脸已经微红，似乎很有些醉，但眼光却又消沉下去了”的被生活消磨了意志的人。

对于酒，鲁迅是非常熟悉的，据说他的嗜好之一就是喝酒，啤酒、白干、绍兴酒、洋酒都能喝。他的父亲就是常饮酒的，饮酒过后，有时发脾气。外人的印象，是鲁迅嗜酒，天天要喝，酒量也大，有人因此就把他同大酒坛子画在了一起。不过在家人眼里，尽管他喜欢喝几杯，酒量却并不大，只是跟朋友谈话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才会放任多饮。（注：关于鲁迅的饮酒，沈兼士在《我所知道的鲁迅先生》(1936)中说：“酒，他不但嗜喝，而且酒量很大，天天要喝，起初喝啤酒，总是几瓶几瓶的喝，以后又觉得啤酒不过瘾，‘白乾’、‘绍兴’也都喝起来。”〔收入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的回忆》（散篇，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许广平在《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1939)中则说：“人们对于他的饮酒，因了是绍兴人，有些论敌甚至画出很大的酒坛旁边就是他。”但实际上他只有不高兴时，才会“放任多饮”（收入“回望鲁迅”之《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1939)。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1952)第三分《鲁迅在东京》一九《酒》中也说：“鲁迅酒量不大，可是喜欢喝几杯，特别有朋友对谈的时候。”（“回望鲁迅”之《年少沧桑——兄弟忆鲁迅一》）这同郁达夫在《回忆鲁迅》（1939，收入《鲁迅的回忆》散篇，上册）里的看法也正相同。）至于鲁迅本人，他承认自己一度“自暴自弃”地喝酒，那也正是太高兴或太愤懑的时候，（注：鲁迅在《这是这么一个意思》(1925)一文中写道：“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集外文集二集》，收入《新版鲁迅杂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在1926年6月17日写给李秉中的信里，他也提到：“去年夏间，我因为各处碰钉子，也很大喝了一通酒，结果是生病了，现在已愈，也不再喝酒，这是医生禁止的。”（《鲁迅全集》卷11第467页）10月写信给许广平，其中说：“酒是自己不想喝，我在北京，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就喝酒，这里虽然仍不免有小刺戟，然而不至于‘太’，所以可以无须喝了。况且我本来没有瘾。”（《两地书》54））而在1925年6月写给许广平的信里，他更表现出对于酒的把握：“酒精中毒是能有的，但我并不中毒”，“我到现在为止，真的醉只有一回半”。（注：见《两地书》33。）

在鲁迅与许广平交往的最初那些日子，酒也曾经是他们两人间的一个话题，（注：见《两地书》28、29、33、41。许广平对鲁迅的喝酒，显然特别在意，据她在《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中说，当1926年底，鲁迅有一次醉酒烧了棉袍之后，她便下定决心不再让鲁迅单独一人生活了。）鲁迅解释喝醉酒的人的心理说：那发酒疯的人，多是装出来的，因为一切过失可归罪于醉。（注：鲁迅在1925年6月28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此后大抵近于讲义了。且夫天下之人，其实真发酒疯者，有几何哉，十之九是装出来的。但使人敢于装，或者也是酒的力量罢。然而世人之装醉发疯，大半又由于依赖性，因为一切过失，可以归罪于醉，自己不负责任，所以虽醒而装起来。”（《鲁迅全集》卷11第445页））1926年夏天过后，鲁迅到厦门大学就职，大概也是听了许广平的劝戒，（注：许广平在1926年9月18号致鲁迅的信中写有“不敢劝戒酒，但祈自爱节饮”的话。（《两地书》45））有一段时间，他喝酒少了，并且“睡早而少吃茶烟”（注：《两地书》51。），虽然写《范爱农》（《朝花夕拾》）时，曾忆及两人“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但为悼念这位昔日酒友所写的诗，在记忆中居然变得残缺不全。（注：鲁迅在《范爱农》中说，听到范的死讯，“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是将要忘记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后来有人查证出，鲁迅当时发表的只有三首诗，而忘掉的第五、六句是“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鲁迅很早就有胃病，（注：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第三分《鲁迅在东京》二八的《咳嗽药》中说：“鲁迅在中国时常有胃病。”）就在到厦门之前，他的肠胃病又一次发作，（注：见《鲁迅日记》1926年4月。）多年的胃痛使他得到经验，“我的病，只要有熟人开一个方就好”，于是请人开了方，向药房去配药，（注：见《马上日记》1926年6月25日，收入《华盖集续编》。）有一天买药，因为当场就喝，还被人误以为戒大烟。（注：见《马上支日记》1926年7月6日，收入《华盖集续编》。）鲁迅也知道酒精对胃的侵害，（注：参见鲁迅在《这是这么一个意思》(1925)一文中写道：“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集外文集二集》，收入《新版鲁迅杂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在1926年6月17日写给李秉中的信里，他也提到：“去年夏间，我因为各处碰钉子，也很大喝了一通酒，结果是生病了，现在已愈，也不再喝酒，这是医生禁止的。”（《鲁迅全集》卷11第467页）10月写信给许广平，其中说：“酒是自己不想喝，我在北京，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就喝酒，这里虽然仍不免有小刺戟，然而不至于‘太’，所以可以无须喝了。况且我本来没有瘾。”（《两地书》54））他这一时期的断断续续的戒酒，一半也是为了身体的缘故。（注：1925年9月30日，鲁迅致信许钦文，说他检查身体之后，“终于决定是喝酒太多，吸烟太多”，“所以现在不喝酒而少吸烟”。（《鲁迅全集》卷11第456页）1926年6月17日致信李秉中，也说“多喝酒究竟不好”，想活下去，不喝酒了。（《鲁迅全集》卷11第467页）在1926年10月为《坟》写的“题记”里边，又说：“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已经四十六岁的鲁迅，很清楚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注：鲁迅从厦门写信给许广平说：“我这几年来，常想给别人出一点力，所以在北京时，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两地书》62）），所以一到厦门，除去按医嘱每晚吃一粒金鸡纳霜以防疟疾之外，他还赶紧去买了麦精鱼肝油和一种据说可以补脑养胃的散拿吐瑾，按时服用。（注：见《两地书》42、44、48、68。鱼肝油的益处，鲁迅在1918年8月13日写给钱玄同的信中就曾介绍过：“并非专医神经的药，但身体健了，神经自然也健，所以也可吃得的。这药有两种，一种红色（瓶外包纸颜色），对于肺病格外有效，一种蓝色是普通强壮剂，为神经起见，吃蓝色的就够了。”（《鲁迅全集》卷11第367页））10月里，他接连写下两篇回忆的文字《父亲的病》和《藤野先生》（《朝花夕拾》）。在《父亲的病》里，他特别描写中医的用药尤其是对药引的解释，什么“医者，意也”，什么梧桐先知秋气，今以秋气感之，他说：“我虽然并不了然，但也十分佩服，知道凡有灵药，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求仙的人，甚至于还要拼了性命，跑到深山里去采呢。”（注：周作人对《父亲的病》的解读，也认为它的重点在讲药：“关于伯宜公的病，《朝花夕拾》中有专写的一篇，但那是重在医药，对于江湖派的旧医生下一个总攻击。”（《鲁迅的故家》第一分六二《病》））而想到教过他解剖学的藤野先生，他以少有的温情笔墨写道：“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至今他的照相还挂在北京寓居的墙上，每当夜深疲倦，正想偷懒时，“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 在此一年前，鲁迅为《阿Q正传》的俄文译本作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那时他也写到，当年从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决定学医，原因之一便是“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注：见《集外文集二集》。）。尽管学医是半途而废，但接受过新的医学观念及正式的医学训练的鲁迅，可以说是终其一生保持了对医的兴趣，（注：鲁迅对自己的医学常识和判断一直很有自信，他在1928年6月6日写给章廷谦的信中，就说自己的肺病，是从医生那儿探听出来，“他当时不肯详说，后来我用‘医学家式’的话问他，才知道几乎要生‘肺炎’”（《鲁迅全集》卷11第624页）。此外，他有时也将自己的知识经验推荐给旁人，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里就说，鲁迅常向他们讲医学知识。（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1921年8月26日写给宫竹心的信中，就有他对肋膜炎的解释：“肋膜炎是肺与肋肉之间的一层膜发了热，中国没有名字，他们大约与肺病之类并在一起，统称痨病。这病很费事，但致命的不多。”（《鲁迅全集》卷11第394页）1929年3月15日写给章廷谦的信中讲到郑介石的炎症，又建议：“石君最好是吃补剂——如牛奶，牛肉汁，鸡汤之类，而非桂圆莲子之流也——那么，收口便快了”，“这一端，不大思索的医生，每每不说”。（《鲁迅全集》卷11第656页）1930年，他还翻译了《药用植物》一书（承鲁迅研究专家王得后先生提示，在此致意）。）同时也对中国的传统医药做着近乎专业式的省察：一方面，他对中医的一些理论和所谓偏方不抱好感，比如他说自己“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照旧时医书用过偏方，也请中医开过汤药，均无效，因而被长辈斥责为“不自爱”，但到日本以后，只花两元医费“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蜇’”，就不再出血，后来看中国的医药，知道齿属于肾，“牙损”是因为“阴亏”，才恍然悟出先前之被申斥的原因，所以“到现在，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注：见《从胡须说到牙齿(4)》(1925)，收入《坟》。又参见《忽然想到》(1925)，收入《华盖集续编》。），可是另一方面，他也并不排斥传统医学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比如他也相信柿霜的性凉，能治嘴角上生的小疮，（注：见《马上日记》1926年6月26日，收入《华盖集续编》。）又曾将《验方新编》上的药方介绍给朋友治疗孩子的疝病，（注：见许广平《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二三事》(1956)，收入《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更称赞《本草纲目》“含有丰富的宝藏”，其中关于药品的功用，就由历久的经验获得，“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注：见《经验》(1933)，收入《南腔北调集》。）

在《藤野先生》里，鲁迅想象这位医学教授对自己的热心希望和不倦教诲，乃是为了“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但他说，“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而藤野先生那时“仿佛有些悲哀”的脸色，二十年过后，依然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上。当他在厦门编着文学史讲义的时候，往事伴着歉疚的心情，竟如潮水般地涌出来，直到后来在广州做那篇关于魏晋文学的讲演，才仿佛是对藤野先生、也是对先前理想的一个交待。

二、鲁迅的文学史

1926年9月底，鲁迅在厦门大学开始上课，讲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小说史在北京讲过，有现成的本子，“只有文学史须编讲义，大约每星期四五千字即可，我想不管旧有的讲义，而自己好好的来编一编，功罪在所不计”，鲁迅对许广平说。他很想趁这个机会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注：见《两地书》44、41、46。）

对于文学史，鲁迅大体上有两个意见，一是比较重视“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家，（注：见《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在黄埔军校讲》，收入《而已集》。）二是比较相信“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注：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收入《而已集》。）。前者受到厨川白村的影响，（注：在鲁迅翻译过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中，“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底”。）后者乃受勃兰兑斯的启发。（注：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中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有关鲁迅接受其影响的问题，论者颇多，已成定论，此不赘述。）叫苦鸣不平的作家，有如汉武帝时的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一则寥寂，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注：见《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而若说到作者的环境，则首先是政治，在鲁迅看来，“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注：见《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1929)，收入《三闲集》。）。不过政治而外，鲁迅的视野也伸展及于社会史、艺术史的领域，（注：见1933年6月18日写给曹聚仁的信，其中说道：“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著手”。（《鲁迅全集》卷12第184页））像他说自己在北京搜集过一大箱的汉画像，“曾拟摘取其关于生活状况者，印以传世”，直到晚年，仍对印出“汉至唐画象，但唯取其可见当时风俗者，如游猎，卤簿，宴饮之类”耿耿于怀，（注：见鲁迅1934年3月6日致姚克的信，并参见同月24日致姚克的信，收入《鲁迅全集》卷12第349、359页。）而在1927年，他就已经引入画像资料来说明魏晋时代的风气了。（注：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收入《而已集》。）但是在1925～26年前后，更重要的，还是他对讲义的形式有很多看法，甚至对学院式的讲学产生怀疑。

1925年初，由《苦闷的象征》中译本——后来成为文艺学的教材——的校样，鲁迅说，他忽然想到当前的一种“时代精神”，那就是“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从这样一桩“不要‘好看’，不想‘持久’”的比牛毛还细小的事，鲁迅甚而担心起“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注：见《忽然想到（二）》(1925)，收入《华盖集》。）在同年写给正筹办杂志的徐炳昶的信中，他又倡议科学家“放低手眼”来写一些“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并且插许多图画的”，就像勃莱姆(Brehm)的《动物生活》和法布尔(Fabre)的《昆虫记》，去其高深，去其枯燥。他还说与其“自囚在什么室什么宫里”，当一个“拱手讲讲义的”学者，不如“化为泼皮，相骂相打”（注：见《通讯》(1925)，收入《华盖集》。）。

书要写得有活气，引人入胜，是这一时期的鲁迅所特别看重的。在他的印象当中，一般学校里的教科书就缺少这一点活气，而缺少活气的根本原因，便是与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的隔绝。

1925年，在应《京报副刊》之约开列青年必读书目的时候，鲁迅曾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注：见《青年必读书》，收入《华盖集》。）。后年在广州的一间中学做讲演，他又呼吁不要只埋头书斋，“倘只读书，便变成书橱，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注：见《读书杂谈——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1927)，收入《而已集》。）。使人读书而不沉静下去、兴趣不逐渐硬化，就写作者这一面来讲，除掉要为读者准备一副好笔墨或若干好插图，还必须给人提供思索与观察的线索。1926年的夏天，鲁迅因为读到日本安冈秀夫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而深有感触，他是研究小说史的，既注意到书中引用小说三十四种，其中有些也并非小说的，又注意到作者对中国莱比如对笋就有不免过分的揣度，可他还是觉得“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并且进而联想到像这样的可以做的新题目很多，比如“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在现今社会上的势力；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战国游士说动人主的所谓‘利’‘害’是怎样的，和现今的政客有无不同；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狱；历来流言的制造散布法和效验等等”（注：见《马上支日记》7月2日、7月4日，收入《华盖集续编》。而关于安冈秀夫书的过分揣度，在1933年10月27日写给陶亢德的信中，鲁迅批评得更尖锐：“其中虽然有几点还中肯，然而传凿附会者多，阅之令人失笑。”（《鲁迅全集》卷12第246页））。这些题目，很显然，都是带入了他的对于现实社会的观察和体验，而研究的结果，也是要从历史当中，找到有关现代中国的根源性的解释。（注：这也正如同他在《随便翻翻》（1934，收入《且介亭杂文》）里说的，他的消闲式的读杂书，是“看见了宋人笔记里的‘食菜事魔’，明人笔记里的‘十彪五虎’，就知道‘哦呵，原来“古已有之”。’”）

然而，当鲁迅到了厦门，预备花多一点心思来编文学史讲义的时候，令他感受最深、也感到失望的，却是在学校里的教课，和在社会上的发言根本不是一回事情，“一做教员，未免有顾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所欲言”。他反复向人讲述这样一种经验：教书要冷静，作文要热情，“教书和写东西是势不两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书，或者发狂变死地写东西，一个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两条路”（注：见《厦门通信二·致小峰》（1926年11月7日），收入《华盖集续编的续编》。同月鲁迅致信许广平也说：“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两地书》66）同样的意思，又可见于《读书杂谈——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一边为《嵇康集考》下着死功夫，又想着“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这样地将文学史编到了汉代，一边却是在心里面犹豫着：写作而兼教授，在世界上几乎都无其例，“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注：见《两地书》66。）。教书或写文章，在鲁迅这里，日益演化成激烈冲突的两极，前者单为谋碗饭吃，后者才是纯粹的自己的爱好。（注：关于鲁迅在学院体制中的边缘处境以及他与这一体制的冲突，亦可参见陈平原的《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5《学界边缘》（收入《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钱理群的《与鲁迅相遇》第六讲《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以鲁迅与胡适为中心》（三联书店，2003）的分析。）

1927年初，鲁迅来到中山大学，仍然安排有文学史课，不过广州社会的空气要比厦门活泼开放，而公众对他的期待也更加热切，有人还在报纸上叫他不要躲向牛角尖去，（注：见《在钟楼上——夜记之二》，收入《三闲集》。）这样的环境，也令他的心情有些许放松。4月里，去黄埔军官学校做一场报告，他的开场白是：“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注：见《革命时代的文学》，收入《而已集》。）先把自己放到非专业的位置上，大概为了底下的话可以放开来讲得随便一点。7月下旬，应广州市教育局夏期学术讲演会的约请，鲁迅接连做了两个上午的报告，题目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许广平现场担任粤语翻译。欧阳山等人做的讲演记录，经鲁迅整理，后来发表在《民国日报》的副刊上，（注：收入《而已集》，最初由上海的北新书局1928年出版。）从改定的文字稿看，虽然也讲的是文学史，可是跟印为大学讲义的《汉文学史纲》的那种讲法已经相去甚远。（注：《汉文学史纲》是鲁迅在厦门大学编写，也用作中山大学讲义的。）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一次，他是完全抛开了以单个作家的生平及其作品构成章节的文学史格套，另选出“药”和“酒”来，做了整个魏晋文学史的叙述引线，进而刻画出一种特殊政治生态和生活方式下的时代精神。（注：陈平原在《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一文中，也曾就此作过讨论。他认为这一篇演讲，是“于‘服药饮酒’中窥探士人心态”，借以勾勒文学潮流演进的轮廓，因为服药和饮酒，“这两种嗜好最能体现其对生存的体验与思考，也最能影响其诗文风格”。有趣的是，他还称“这是一种学术上的冒险，成败在此一举”（45-46页）。）从曹操和建安七子中的孔融，到何晏皇甫谧，到嵇康阮籍，再到陶潜，在鲁迅的描述当中，魏晋文学一脉下来，占据主流的这些人物不饮酒就吃药。何晏是吃药的发起人，带动一班名士宽衣大袖，扪虱而谈，居丧无礼，嵇康也是吃药的，思想新颖，脾气却大，“吃药可以成仙，仙可以骄视俗人的，故不屈”，所以他和何晏也都不幸被杀。阮籍写文章也是慷慨激昂的，但他多饮酒，少讲话，讲的话又很隐晦，“饮酒不会成仙，所以随俗沉浮，以敷衍了事了”，于是便能跟饮酒而不曾淡忘朝政的陶潜一样，生在末世，而得享天年。

总共四个小时的演讲，鲁迅花了很多篇幅在药和酒上面。他谈到魏晋人饮酒的动机，是要用醉酒的法子逃避来自当局的压力，又谈到他们的为什么吃药，吃药怎样地演成了一时风气，对“五石散”的成分、功效乃至人们服用后的情形，他都一一给以仔细的交待。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飘逸及坏脾气都是由吃药或饮酒造成的，后来人的跟风，大多与理论的提倡无关，鲁迅这样说道。而由这一思路来解析魏晋人的风度及其文章特色，不仅将社会生活的状况之于文人和文学的影响，讲得既具体又感性，在那样一个讲演的场合，大概也确实较能吸引听众，让人听得明白。

关于魏晋人的喝酒，尤其像阮籍那样的喝法，鲁迅有一个解释：因为“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这番话，跟他为自己的爱喝酒而向许广平做的辩解，就很相像。同样，以医者的眼光观察古人，就鲁迅而言，似乎也只出于一种习惯。在日后的一篇杂感里，他还为孔子做过一个诊断，他说由于周游列国时的道路颠簸、粮食不精，引得消化力渐弱，晚年的孔子生了胃扩张的毛病，因此当孔子要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那便是讲究卫生，要食物好消化，当孔子提出“不撤姜食”，那也是姜能做暖胃的药的缘故。（注：见《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1933)，收入《南腔北调集》）

如果说鲁迅平常在学校的讲课，与他写杂感的风格一致，好像是在“对社会说话”（注：魏建功在《忆三十年代的鲁迅》中写到，上鲁迅的小说史课，“我还记得的，讲第二章‘神话与传说’的未了的第二例‘紫姑神’，他就提到封建社会妇女地位等问题。总之，先生讲课的精神跟写杂感的风格是一致的。我们那时候听先生讲课实在是在听先生对社会说话”。（《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那么这一次的演讲，对鲁迅来说，自然更不必受所谓讲义的约束，可以放言无忌，随时加入各种见闻与感想。好比拿鸦片来形容魏晋人吃的五石散，拿真的三民主义信徒，来比照那时反对礼教者的心情，而说到孔融和曹操的矛盾，又有“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的议论。鲁迅后来果然也向人说起，这篇魏晋文学的讲演，其实是“有慨而言之。‘志大才疏’，哀北海之终不免也”（注：见1928年12月30日鲁迅致陈濬的信，收入《鲁迅全集》卷11第646页。）。

三、魏晋文学史中的鲁迅精神

鲁迅去世后不久，在家人朋友亦或学生同志撰写的回忆文章中，往往都会将他与魏晋文章以及风度并提。孙伏园说：刘半农曾赠给鲁迅一副对联，叫“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当时的友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注：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1941)）为什么鲁迅对魏晋文章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按照许寿裳的解释，是其个性使然，鲁迅之讲魏晋文学，因此就是夫子自道，他说：“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们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便可得其梗概。为什么这样称许呢？就因为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情，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皓皓焉坚贞如白玉，惊惊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相类似的缘故。”（注：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1947)之十二“整理古籍和古碑”，收入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专著，上册。后来王瑶在《鲁迅对于中国文学遗产的态度和他所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1950，收入王氏《关于中国古典文学问题》，上海古代文学出版社，1956）一文的第四节“魏晋文章”中指出，鲁迅之喜欢孔融和嵇康，“不只为了他们作品的文采，而更为了他们的思想与行为”，与此基本同出一想。）

整理鲁迅的遗稿，人们逐渐又发现他很早就辑录了《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谢承《后汉书》、虞预《晋书》和汉魏六朝的画像，1913年已经完成了《嵇康集》的第一遍校，（注：参见周作人《关于鲁迅》(1937)，鲁迅纪念委员会编印《鲁迅先生纪念集——评论与记载》。）证明他对魏晋文学的兴趣由来已久，并且如台静农说，这也是“从古人的著作中来寄寓他的热情”，“引古人为同调”，恰“如黄梨洲晚年喜欢《谢皋羽集》顾炎武之著《日知录》，不单是文学的学术的，而是政治的！”（注：台静农《鲁迅先生的一生》，收入陈子善等编《我与老舍与酒——台静农文集》，207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2年。）而据鲁迅塾师寿镜吾的儿子寿洙邻的回忆，从前寿镜吾“常手抄汉魏六朝古典文学，但鲁迅亦喜阅之，故往往置正课不理，其抽屉中小说杂书古典文学，无所不有”（注：寿洙邻《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收入《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则鲁迅的这一兴趣，恐怕还可追溯到他十二三岁在绍兴三味书屋念书的时候。（注：在钱理群近年出版的《与鲁迅相遇》的第三讲《十年沉默的鲁迅》中，更提出鲁迅“生命中的魏晋情结，浙东情结，这都是他的生命之根”。）

虽然后来周作人的说法是，在辞章方面，鲁迅是排斥历来的正统派的，他看重魏晋六朝的作品，胜于秦汉，超过唐宋，更不必说八大家和桐城派了。他是一个决不跟着正宗派跑的人，他喜欢的诗歌，楚辞之外是陶诗，他喜欢的文章，陶渊明之前有嵇康。（注：见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1957，收入鲁迅博物馆等编《回忆鲁迅》专著，中册）中的《鲁迅的国学与西学》、《鲁迅与中学知识》、《鲁迅的文学修养》等章节。）仿佛要将鲁迅的偏爱魏晋文学，解释成一种偶然，只因他的脾气一向是不喜欢言人所言，并没有着多么深刻的动机。不过即使是这样一种解释，它的前提仍然在于鲁迅对魏晋文学的确有特殊的感情。（注：陈平原在《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一文中有个总结，他说，鲁迅刚去世，周作人撰《关于鲁迅》介绍他在学问上的贡献，开列著述包括有未刊的《嵇康集》，“二十年后，鲁迅对于嵇康的一往情深已广为人知，学界论及鲁迅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必定在此大作文章”。（《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八章，北京大学出版社））

由孔融、嵇康、陶渊明构成的魏晋文学，在鲁迅去世之后，便是在这样一致的言论中，与鲁迅的个人形象重叠在了一起，而这样的一个“魏晋文学”，在它的时代精神里边，也就染上了鲁迅的鲜明个性。由鲁迅讲述的魏晋人的风度及文章，由于包含了一种独有的人格特质，因此，在后来的、尤其是以反映时代精神和时代思潮为要旨的中国文学史的叙述当中日渐凸显，终而成为一个文学时代的标识。（注：参见王瑶《鲁迅对于中国文学遗产的态度和他所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收入《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35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对于思想文化领域来说，鲁迅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他1936年的去世而消逝，相反，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的几乎所有论说都备受尊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自然也不在例外。

1942年，也就是鲁迅去世后的第六年，王瑶开始在清华大学讲授汉魏六朝文学史课，连续若干年的讲义，1950年代初编为“中古文学史论”，分《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和《中古文学风貌》三册出版。王瑶就说，自己的思路和方法，“深深受到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影响”，并且长久以来，都是“以他的文章和言论作为自己的工作指针”（注：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重版后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鲁迅的魏晋文学论，至少是深刻地表现在《中古文人生活》里边，其中四篇，就有两篇分别题作“文人与药”、“文人与酒”（注：《中古文人生活》（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的另外两篇是“论希企隐逸之风”、“拟古与作伪”。）。讨论中古文人与药和酒的关系，按照王瑶的理解，是要从当时文人的实际生活来理解他们的文学作品，不过王瑶也认为，在鲁迅指出了这个现象之后，需要进一步追索的是“为甚么在这时期会发生这个现象，以及它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怎样的联系”（注：见《文人与药》，收入《中古文学生活》。）。本着这一想法，在两篇专论中，王瑶采取了更多的资料和更细密的分析，使讨论由感性变而为知性，趋向于学理化。他大量引入乐府诗等文学作品，连同道家、佛教的文献，并且将吃药喝酒的行为，提升到对生命的留恋和对死亡的恐惧这样一个所谓文学的永恒主题的层面，这么一来，不但把药和酒与魏晋文学的关系讲得非常透彻，也为这个论题增加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色彩。

由鲁迅开出的话题，经过王瑶的进一步论说，从纯粹学术的角度去看，显然规整了许多。抛开意识形态的抉择及其他因素不讲，从鲁迅的一篇讲演，到王瑶的两篇论文，也正好完成了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从“典范”到“规范”的过程，尽管鲁迅自己并不喜欢学院式的教学和研究，但是他对公众所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却随着他在思想文化界的特殊地位的确立，加上孙伏园、周作人式的解读与渲染，更重要的是，经过像王瑶这样的规范与提升，反而变成了学院里的教学和研究的典范。

19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魏晋文学史教材，就几乎无一不在引述鲁迅的这篇讲演，即使当年为鲁迅津津乐道、后来又为王瑶引申发挥的药和酒的问题，渐渐地退出了很多文学史讲述者的视野，所谓“魏晋风度”，却仪式般地照样在文学史中一次次重现。（注：台湾的情况是：大概通过台静农，鲁迅的魏晋文学论在1950年代后一直都有影响。首先台静农讲魏晋文学，就特别推重阮、嵇“任性自然的风度”，他说嵇康“贱物贵身”，以刚肠疾恶被杀，阮籍沉湎于酒不论是非，自我麻醉以免死，都是随了鲁迅的判断（《魏晋文学思想述论》、《嵇阮论》，收入《台静农论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后来在台湾大学教中国文学史的叶庆炳，也曾说魏晋文士的盛行服药，是以嵇康为代表人物的，他并且有“阮籍、刘伶皆好酒而狂，嵇康则服药而懒”的议论（叶庆炳《中国文学史》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初版，1984年第3版）。在鲁迅缺席的彼岸讲堂，魏晋文学史里，也隐约可见鲁迅的遗风。）直到1980年代，风靡一时的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写到魏晋时代，也还径取“魏晋风度”作为标题，其中不少论断，就往往来自鲁迅的意见。（注：在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中，“魏晋风度”一章由三节组成：一人的主题，二文的自觉，三阮籍和陶潜。其中第一节解释魏晋风度的内核便是人的自觉，自然延续了鲁迅的话题，第二节围绕鲁迅所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展开，第三节的选择阮、陶，也明显是受了鲁迅的启发。）就是近年新编的一些文学史教材，也仍在复述着鲁迅的观点，比如有人介绍当时的像生死、游仙、隐逸一类的创作主题，也还要说“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注：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绪论》第二节《动乱中文人的命运与文人的风尚》，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只要鲁迅的影响在，魏晋文学史中闪耀的也许就总是鲁迅的精神。

2004年11月1日初稿

2005年1月10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