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人称他是清史研究的权威,他马上说:“不是。我就是一个明清历史的研究人员,算不上 权威。”蓝色的中式布褂、黑色的千层底布鞋、没有拐杖、没有眼镜和助听器,笑眯眯地站在家门 口,引记者走进他的客厅——想不到心目中的大学问家,竟是这样一副哼唱着京剧,背着手在院子里 散步的邻家老人形象。亲切、幽默、健康、终日与酒为伴——这就是九十三岁的清史专家王钟翰。
揭开清史的面纱
王钟翰以治清史名世,他 24 岁时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辨纪晓岚手写四库简明目录》刊于 1937 年 4 月 23 日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距今将近 70 年了。
他回忆说:“1936 年,中国营造学社印行《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认为那是清代大儒纪晓岚 的手迹。我的老师洪业先生看了后,感觉从字体及印文上看,并非纪晓岚之作。我也有同感。所以 洪先生让我写一篇文章‘辨别’。我按照洪先生的思路,拿印行的《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纪 晓岚审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逐字对照,发现疑点竟多达 100 多处。我将这些发现一一整理成 文,洪先生把文章推荐给《大公报》发表。我记得稿费是 27 元,算是很高了。我很高兴,就请同学吃 一顿。后来,我把文章拿给另一位老师邓之诚看,希望邓先生说几句好话。结果被泼了冷水,邓先生 说:‘写那么长干什么,几百字就完了嘛。找几条够硬的材料就行了,干什么写两三千字啊?’”
王钟翰选择清史研究,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家命运密切相关。“那时我正读高中‘九一八’ , 事变对我的震动特别大。我再也不能平静地坐在教室听讲了,很想学古人投笔从戎,但无人引荐,终 是救亡有心、报国无门。后来我决心研究清史,与此时的思想不无关系。”因为,日本从明治维新起 就重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研究,有一派人为给日本的侵略行径开脱,认为东北不是中国领土。这就 促使我国的史学工作者加强对东北历史的研究,向世人昭示真相。就是从那时开始,王钟翰与清史 研究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王钟翰的清史研究始于燕京大学。在那里,他有幸遇到洪业、邓之诚、顾颉刚等名师,并形成 了不囿于成说,在史料的基础上不断出新,并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历史研究 的学术特征。
读研究生一年级时,由于抗战形势多变,洪业先生担心王钟翰的学业会被战乱所耽搁,建议他尽 早完成毕业论文。王钟翰只好将论文内容集中在几个问题上,日夜伏案,终于提前一年赶制了一篇 十余万字的论文,但自觉不如意。在答辩会上,洪业先生和其他导师却赞叹不已:“单凭你搜罗的这 两摞一米多高的新史料,已经足够获得学士学位了。”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王钟翰将研究重心放在了雍正夺嫡问题上,发表了著名的《清世宗夺嫡考 实》,使那段谜一般的历史离真实又近了一大步。“康熙所物色的接班人应是十四子胤祯,雍正并非 康熙属意之人。世宗篡立,确凿有据。”王钟翰在考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雍正继位是一个复杂的 问题,不仅涉及清代皇位的承传,而且还引起清廷政局的变化以及大政方针的调整。他的这一观点 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同时,他又对执政后的雍正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认为篡位是一回 事,而雍正上台后的用人行政、励精图治又是一回事,不能因雍正得位不正,就一定要否定雍正 13 年 间的所作所为。在这篇文章里,他引用注释多达 153 条,大大超过正文的篇幅。
八十年代,王钟翰又发表了《清圣祖遗诏考辨》,取得了新的建树。这次研究成果始于一份康 熙《遗诏》的满汉文对照档案。王钟翰从满文的行文措辞,怀疑这份《遗诏》的真实性。经过考证 分析,他确定《遗诏》是伪造的,这又进一步证明了他在《清世宗夺嫡考实》中的观点。
“我并不认为自己的雍正夺嫡的认识已经达到铁证如山,再没有可以讨论的余地了。恰恰相反, 只要一旦有新材料新见解,我还是愿意继续讨论下去的。”尽管他在清史研究领域不断创新,不断突 破,但他并不固守成果。正是这种尊重客观、永不停息的学术追求,使王钟翰的学术研究不断前行 发展。《清世宗夺嫡考实》之后,他又完成了其姊妹篇《胤祯西征纪实》和《胤祯与抚远大将军王 奏档》。通过对胤祯西征的史实、作用与意义的考察,进一步阐述了康熙对胤祯的器重。这几篇文 章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外,他对明清之际及清朝的若干重要人物,如袁崇焕与皇 太极、柳如是与钱谦益、年羹尧、隆科多等均提出了独到见解,新意迭出。
历八年之功精心点校《清史列传》
1976 年,王钟翰受中华书局之托点校《清史列传》。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80 卷本,编撰人 不详,没有序跋,没有其他版本可资参照……要独力完成,谈何容易!王钟翰再一次发挥了他严谨求 实、肯下“死功夫”的学风,一头扎进了浩渺的古籍史料之中。为了判定《清史列传》的选录出处, 他几经周折,先后查阅了《原国史馆纂修大臣列传稿本》、《满汉名臣传》、《国朝耆献类》、《大清历 朝实录》(12 种)等大量文献,仅《原国史馆纂修大臣列传稿本》就多达 44 大包、1517 件。整整两 年,他每天风雨无阻地奔波于北大寓所和书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之间,白天查史料,晚上继续埋 头灯下,逐字逐句地对照考辨。恨不得一分钟掰成两半用的他,常常揣两个火烧,在家炖一锅红烧肉, 就对付了一个星期的饭食。
就这样,通过不断地考据、分析、总结,八年之后,王钟翰终于完成了《清史列传》2894 个传的 点校工作,并撰就了多达 2692 条、10 余万言的校勘记,附于每卷文末。
这样的治学之风,其实早在王钟翰问学燕园时就已形成。本科毕业时,为完成论文《清三通之 研究》,王钟翰遍查能够找到的所有馆藏典籍、私家文集、著述,首次为“清三通”纂修进程勾勒 出大致轮廓;读研究生时,他决心“从实处做学问”,选择清朝各部署律例作为研究对象。为收集研 究资料,他跑遍了琉璃厂、隆福寺的大小书肆,自掏腰包收购相关古籍,回去后细细研读,并编纂出 《清律纂修奏疏辑录》一书。多年后回忆起这场艰难的“战役”,王钟翰感叹:“当时我真是穷日 夜之精力,进行各类则例的摘录、分类、排比和取舍、提要,眠食俱废,心想,即使三年研究生期间不 够,再延长到四年、五年,总能毕其功吧。”
大半个世纪以来,王钟翰通读了清代的大部分基本史料,多次亲赴东北三省的满族发源地、聚 居区实地访问,以筚路蓝缕之功,为学术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要严格考证、尊重史实,尽量扩大 知识面。研究历史没有窍门,需要的就是耐心、细心、专心、恒心,经得起长期坐冷板凳的考验”, 老人乐呵呵地说,“治史是发不了财的,我早就做好了受苦过穷日子的心理准备。”
对爱好清史的“门外汉”也毫不怠慢
解放后,王钟翰调入中央民族大学,由清史研究转入满族史研究,主编了《中国民族史》,成为清 史和民族史学界的一代名家。而且,他在这个新舞台上也谱写了同样的辉煌——66 年,他一直种桃 植李,培育后学;对于那些爱好清史的“门外汉”,他也是热情接待“这份修养和热忱让人望尘莫及 , ,” 他的学生达力仁布感叹。
师从王钟翰的学生,都被要求学习满文。达力仁布博士是王钟翰 1992 年的学生,他说:“王老对 语言工具的掌握要求很严,现在想起,真的帮助很大。我是蒙古族,当学生时,王老要求我除了掌握英 文、满文之外,还必须学习蒙文。当时不以为然,以后研究碰到一些用蒙文记载的史料,许多学者一 筹莫展时,才发现我掌握了蒙文能带来多大的好处。”王钟翰尊重民族文化,重视民族语言的习承, 他认为研究历史,语言是必要的根基:英语可以不断地与其他国家的学者交流情况,古汉语是研究我 国历史必备的基础,而民族语言则是研究史料文献的优势工具,同时,也是民族大学的特长和优势。 王钟翰的英文也很好,这得益于他 1946 年去美国哈佛大学的学习。
“老小孩”是学生们给王钟翰起的绰号,他非常幽默,“平易近人、尊重同行、关心学生”是 外界对他最多的评价。已成为博士生导师的余梓东教授师从王钟翰时,王老先生已经 88 岁高龄,一 次讲授《清代史料学》时,王钟翰记错了一个年代,当时余梓东意识到了,但不敢指出:“王老是清史泰斗啊,指出他的错误和要他接受错误都不是轻巧的事,但到了第二次上课时,他自己查实过了,连 连向我们道歉。在他心中,师道尊严是骨子里的,而不是现在一些人要的‘面子’。其实王老在处事 待人上也像孩子一样简单,一是一、二是二,和他相处也不需要那么多顾虑,这种宽松的学术氛围对 我的学习研究很有好处,而且对我们以后对待学问和学生的态度影响很大。”
达力仁布对此深有感触:“我毕业论文研究的方向是蒙古族在明朝末期的历史,与清史、满族 史并没有很大的关系,可王老比我还用功,为了辅导论文,他也阅读了大量的史料。王老的特长在考 据,可他也很尊重其他方法,经常对我们说,可以学着用统计学等方法进行学术研究。”
“老小孩”工作起来常常忘记自己的年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王钟翰带着三名研究生去 东北考察,从黑龙江的新宾满族自治县到黑河市爱辉镇,再到沈阳清东陵,为了让三名弟子对清朝入 关的那段历史有感性的认识,耄耋之年的王钟翰辗转在外奔波了近一个月,看遍了那些他早已熟记 在心的碑文、建筑。直到 93 岁高龄的今天,王钟翰还亲自带着三名博士生。
对于那些爱好清史的“门外汉”,王钟翰更是有着非同寻常的耐心。经常有一些晚辈后生,拿 着自己的著作来找他作序或寻求指点,更有一些退休的老年人,看了不少“戏说”之类的清宫影视 作品,对那段历史产生了兴趣,慕名来找王钟翰请教,他都热情接待,从不怠慢。一时讲不清楚的,就让 夫人涂荫松把一些史料找来送给他们。夫人去世后,学生就担起了这个“责任”。达力仁布的家离 王钟翰最近,理所当然也是受“差使”最多的。谈到这些,达力仁布一肚子“无奈”:“经常有外地 的爱好者坐火车来拜访王老,我们就奉老师之命去接送,有时还要安排饮食起居。走的时候,还要去 图书馆查找一些史料给他们带去。我们经常为王老的身体和精力担心——毕竟是九十多岁的人了, 精力有限。可王老对普通人的请教同样一丝不苟。”
与酒结缘的快意人生
王钟翰嗜酒。“我从哈佛回来的时候,洪业先生让我抽烟斗,别喝酒。因为当时既抽烟又喝酒的 人不多。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我老伴不让我既抽烟又喝酒。当时条件不好,三个孩子要读书,还 请保姆。所以,我就选一样,我想:抽烟是抽出去的,喝酒是喝进肚子,所以我就不抽烟了。到现在我也 不抽烟,喝酒不多,一般二两。后来就有人传说,说考王钟翰的研究生要会喝酒,不会喝酒的考不上。 这纯粹是开玩笑的。”
但他年轻时酒量极好,有过“饮酒败倭寇”的一席佳话:1937 年,王钟翰还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 一名学生,因为为学校做些杂事有些收入,所以隔三差五就请一些同学好友进酒馆“改善伙食”。久 而久之,他酒量大的名声在燕大传开了。当时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日本宪兵队队长华田碍于燕大 教务处处长司徒雷登的面子,无法明目张胆地进校搜查抗日学生,但也经常找各种理由到燕大滋 事。一次,华田要与学校的教职员工斗酒,王钟翰被同学老师推荐为代表,慷慨“应战”。10 瓶啤酒 过后,华田醉倒在酒桌底下,王钟翰却没有丝毫醉意,周围旁观的师长同学兴奋不已,连声喝彩。很快, 一家报纸以“王钟翰怒斗倭寇”为题报道了此事。
谈及 70 年前的这件事,王钟翰绘声绘色,得意之情溢于言表:“那个年代,我们都是热血青年,但 在学校读书,不能拿枪打仗,内心很沮丧,有机会煞一煞日本人的嚣张气焰,虽然行为近乎滑稽,但到 底一吐多年心中郁积。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把十几辆卡车开进燕京大学,抓走了许多抗日 学生。可是一连两次也没抓我,不知道是不是华田不好意思再见我了。”王钟翰用玩笑的口气轻松 地讲述着过去,如同与己无关的故事,但稍微熟悉那段历史的听者都能想象当时的紧张气氛。
“平日里我虽好酒,但很少与人拼斗,因为牛饮斗酒乃野人所为,自为儒雅长者不取。”这是王钟 翰一直保持的原则——喝酒要有度,不能当酒徒。这种良好的酒德,得益于他在燕京大学的几位恩 师。“当时的燕大里,住着几位外国老太太,每个周五晚上她们都到临湖轩跟司徒雷登聊天,向司徒雷 登汇报一些学校里的‘小道消息’。有一次,我喝醉了酒,过马路时摔倒在马路边,被那几个老太太看 到了。她们添油加醋地跟司徒雷登打小报告,并提议取消我的奖学金。司徒雷登就找到了我的老师 洪业先生,洪先生说:‘这好办,王钟翰最听邓之诚先生的话,我告诉邓先生,让邓先生处理他。’邓先 生听到这件事,打电话到我的宿舍里,让我去他家里。我‘嗯’了一声,并不说话,心想这下要挨批了。结果到邓先生家,他在桌子上准备了一小杯白干,一两不到,问我:‘你昨天喝酒啦?那再喝一杯!’然 后说‘你如果想喝酒 : ,我家里有的是,你随时都可以来喝酒嘛!’意思就是告诉我在外面喝酒要有度。 我喝完那杯酒,邓先生说:‘好了,你回去吧’,其他只字不提。”
这件过去近 70 年的小事,王钟翰记了一辈子,从那以后,王钟翰同样嗜酒,八十多岁时还能喝半 斤白酒,但是酒再未影响过他的工作和生活。当被问到现在是否还喝酒时,王钟翰偷偷看了一眼在 旁边为我们沏茶的女儿,用手遮着嘴悄声说:“每天只一两啦。”
喝酒有度,能促进健康;但王钟翰的健康更得益于对体育的热爱。这种爱好是在童年生活中逐 渐养成的。
“我出生在湖南省东安县一个农耕家庭,是兄弟姐妹九人中最淘气的‘小尾巴’,大家都叫我 ‘满老九’。小时候经常跟着长我六七岁的放牛娃外出,沐浴烈日寒雨,承受了至少五六年的大自然 的磨炼,使我从小练就了能吃苦耐劳的好身体,直至 70 岁,我从未进过医院看病。”
进入燕京大学后,天性好动的王钟翰有了更好的运动环境,未名湖畔,天天都能看到青年王钟翰 晨跑的身影。夏天,他还会到昆明湖里游泳,一口气可以从排云殿到龙王庙打四五个来回。如此好 的身体素质,让同学们以为发现了一个运动健将,于是怂恿他参加学校运动会。由于没有得到过正 规训练,他对起跑、冲刺以及各种标准泳姿掌握得并不好,竞技成绩当然没有预期的理想。“让大家 失望啦,”谈及这些,王钟翰的口气里多少有些遗憾。可很快,话锋一转:“侯仁之是我的师哥,当时在 学校里,他跑步很厉害,曾经获得过全北京市的第一名,可是现在,”王老流露出一丝与年龄不相称的 调皮神情,“他和我一样,只能一步一步挪啦。”
王钟翰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京剧和体育。他的“偶像”是我国排球名将郎平和世界乒乓球冠 军王楠。
天气好的时候,王钟翰每天要出去散步一个多小时,这是他的“必修课”。然而,遗憾的是,他的 这门“必修课”要暂停一段了——前不久,王老因病住院,截至发稿时,王老仍未出院,我们祝愿他早 日痊愈,把他的“必修课”继续下去。
一生遨游史林,从历史谜团中条分缕析,有拨云见日之乐趣;大半个世纪与酒相依,在平淡生活 中藉酒使意兴飞扬,真可谓快意人生。
大学时期的王钟翰
■人物小传
王钟翰，1913 年 8 月 2 日出生于湖南省东安县。1934 年毕业于长沙雅礼中学，1938 年、1940 年分别获得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文学士和文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43 年在成都燕大历史系任 讲师。1946 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两年。回国后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兼任哈佛燕京学社 引得编纂处代副主任。1952 年调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至今。长期从事历史学与清史、满族史的教 学科研工作。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及民族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兼研究生 部名誉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北京市历史学会顾问和 中国民族史学会顾 问。
■成果解读
王钟翰是中国当代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1937 年，他发表《辨纪晓岚手书简明目录》一文， 开始专攻清史。上世纪四十年代，王钟翰用文言撰就《清世宗夺嫡考实》及姊妹篇《胤祯西征纪 实》，以思辨缜密，史料宏富，行文流畅，考证精详，将雍正继位一案的研究提升到新的水平， 并在清史研究领域一鸣惊人。新中国建立后，王钟翰转向满族史研究，为满族史成为一门独立学 科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1956 年，王钟翰发表《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皇太 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两文，基本理清了满族入关前的社会发展过程，在学界产生很大影 响。王钟翰的治学方法也由单纯考据上升到理论与分析相结合，达到新的境界。
王钟翰与夫人涂荫松
1957 年，他的第一本论文集《清史杂考》面世，代表着当时中国清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七十年代，他参与点校《清史稿》，独力点校《清史列传》，凡 400 余万言。65 岁之后，王钟翰撰写论 文近百篇，多篇被译成英、德、意、日等国文字，刊于《清史问题》、《当代满洲》、《东亚史研究》 等杂志。担任《满族简史》定稿通纂，主编《中国民族史》、《四库禁毁书丛刊》等书。经其整理 点校的清史、满族史典籍达上千万字。其中，《清史新考》、《清史续考》、《清史余考》三部论文 集，凡百万言，视野覆盖了清史、满族史研究的各个领域，成为清史、满族史研究领域不可多得 的力作。
王钟翰的学术研究特色鲜明。他注重对历史的整体宏观把握，其力作《清代八旗中的满汉成 分问题》、《清代民族宗教政策》等堪称这方面的经典成果；他的历史分析层面丰富，力图全面把 握历史时代的本质和特征；他长于理论分析，自如运用历史唯物论分析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性质； 他将满族史与清史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治学路径。
王钟翰编著的《满族简史》与《清史新考》获国家级著作优秀奖、日本满州学协会个人著作 成果优秀奖，《中国民族史》获 1995 年中国图书奖。1991 年获国务院颁发的特别贡献证书，1996 年获北京市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成就奖，1997 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奖金历史学一等奖，同年 获上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1999 年荣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成果一等奖。
■回声
当年他服膺天下兴亡的古训，耻史与国之偕亡，愤然立志专攻清史，志向之坚，用力之勤， 为师友辈所赞赏……他又涉足民族史，不自满假，笔耕不辍，时有所获，独张一帜。
——白寿彝（著名历史学家）
钟翰学长已是我国满族史、清史专家，一代名师，笔耕不辍，著述等身，为中国史学事业培 养了很多新人，至今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一生不忘曾教诲、指导过他的邓之诚、洪业、 顾颉刚、陈寅恪等国学大师，深深的敬师情谊，今日实属罕见，对我教育极大。
——洪范（王钟翰恩师洪业之侄女）
先生数十年来心地坦荡，以德报怨，上下求索，未曾少懈，不觉已入九秩之年……我在清史 研究中每每遇到难题，亦常向先生请教，师生之谊日厚。我虽未曾位列授业弟子，但受益于先生 的不亚于其门生弟子。
——朱诚如（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
王先生对学生关爱有加，他不顾自己高龄，亲自奔波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令人感佩。他对 学生讲做人，授治学，以身示范，言行一致。数十年来，他以其饱满沧桑之躯在人生和学界中筚 路蓝缕，登上了人生和学术之巅而不居功自傲，实为人生典范，师道楷模。
——余梓东（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