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子曰：君友杨宪益，沉酒曲柴，嗜威士忌如命，而赐之以佳名日“苏格兰茶”，盖讳言酒也。吾未敢以直谏尽友道，因集古酒人荒诞之事以进之，题曰《酒故》，纪故实也。宪益阅此，殆会心笑，而嗤之日：老头不可教也！
小时候读书，对禹很崇拜。书上说：“禹恶旨酒而好善言”，觉得这样一位古代贤君圣主（虽然顾颉刚先生的考证，说禹只不过是一条“毛毛虫”），果然善于克制自己的嗜好而爱听群众的有益舆论。近来年纪大了，对于事物总爱动动脑筋，这才知道小时候相信这句话是上了儒家的当！你看，禹的生存年代，约在公元前2100年，即距今四千年前，距新石器时期的氏族社会还很近，那时的酒，只是烂野果或各类植物泡在水里发酵造成的，顶多像今天的甜酒，含酒精量不多，绝比不上大曲、茅台、五粮液……根本谈不上“旨”。喝点果酒，醉不了人，他老人家就不高兴了。
《说文》说：“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说明禹这个人伪善。“禹闻善言则拜。”（《孟子》）“拜”，用今天的话，等于说，“您提的意见已看过，十分宝贵”，夸奖过“宝贵意见”，“拜”
了，只是并不实行之，这正是官僚主义的典型。何况仪狄做的既然是“美酒”，这就可以出口赚外汇，国家酒税收入也可大大增加。从经济价值来衡量，仪狄先生实在是一位科技生产的开拓者，如果禹不“疏”他，那么不要说威土忌、白兰地……之类用外汇买的饮料可以不必从外国进口，最低限度“可口可乐”那种不醉人的甜饮料，也可以不需引进设厂了。一方面赚外汇，一方面节省国家外汇支出，“旨酒”肯定不是什么可“恶”的！想通之后，鄙人对禹就不那么崇拜了。
读过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人，约略知道“诸贤”的饮酒服药，其中有点“避世”之意，但也不尽然。当时有两个大酒鬼——嵇康和阮籍。嵇康同曹操的后代有裙带关系，官拜中散大夫，后来司马氏取代了曹氏家族，嵇康失去了靠山，只好回家当铁匠，图个出身好的工人阶级，以为这就没事了。但是依旧逃不过汉奸钟会的手掌，嵇康夏月常锻大柳下，钟会过之，康锻如故，“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晋书》）双方针锋相对地口舌一场，钟会便借故杀了嵇康，他临死只遗憾所弹的《广陵散》没有传给后代。阮籍这家伙比嵇康“鬼”得多，稀康喝酒只是喝酒，没有借酒来搞什么名堂，阮籍却不然，“司马昭（晋文帝）初欲为子炎求婚于籍，籍沉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欲置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小说上有“借水逝”之法，他老兄却发明了借“酒”遁，不想把女儿嫁给高干子弟（后来还当上了相当于国家主席的“晋文帝”），就借酒装醉。对付野心勃勃的对立面，也借
“酣醉”的办法得免于“罪”。>司马昭用他做“大将军”、“从事中郎”，他为了不想太靠近权贵，以免猴年卯月“咔嚓”一声丢了脑袋不太好玩，就借口警卫部队步兵炊事班会酿酒，还存下了三百解酒，就要求当步兵校尉这个“官显职闲，而府寺宽敞，奥服光丽，伎巧必给”（《通典》）的武散官，乐得个逍遥自在。阮籍终于不像嵇康那样傻，白白地给奸雄钟会“咔嚓一刀”。
阮籍他们那一套，宋叶梦得的《石林诗话》中说道：“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其意未必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多惧祸，唯托于醉，可以疏远世故。”陈平、曹参以来，俱用此策。《汉书》记陈平于刘、项未判之际，“日饮醇酒、戏妇人，是岂真好酒者耶？曹参虽与此异，然方欲解秦烦苛，付之清净。以酒杜人，是亦一术”。这种“其意未必真在于酒”的权术，恐怕不是酒徒所认同的。不过我们北面的邻居，据说不久前也有很多酗酒的居民，他们也常常“以酒杜人”。可惜他们吃醉了经常回家打老婆，家庭矛盾超过政治矛盾。
钟会这厮，从小就暴露出他那肆无忌惮的性格：有一天，趁他爹午睡，他和哥哥钟毓就一起去偷酒喝。老爹钟舔其实没睡着，就偷看他们的举动。钟毓端了酒，作了揖后才去饮，钟会舀起了酒就喝，没有作揖。钟舔起来问钟统，为啥作个揖才喝酒，钟毓说：“酒以成礼，不敢不拜。”问到钟会，他干脆说：“偷本非礼，所以不拜。”（《魏略》）是啊，那些滥用公款饱入私囊的人还恭恭敬敬地向国库作个揖，这才是头等“傻帽”呢！
钟会后来终于反了司马昭，最后被乱军杀了。
和嵇、阮同属“竹林七贤”的另一个大酒鬼刘伶，也是酒界中知名度很高的前辈。那时候的人，可是不太讲精神文明，刘伶喝醉了，就“脱衣裸形屋中”。虽然那时《花花公子》之类的刊物尚未出版，他也算得当今“天体运动”和“脱星”的老祖宗了。有人责怪这醉鬼太放肆了，刘伶说：“我把天地当居室，把房子当裤权，是你们自己跑进我的裤衩当中去，你怎么反怪我呢？”（《晋纪》）这句话在入世的哲学家看来，是彻底的荒谬的主观唯心论，但文学家会欣赏他的浪漫主义意念，认为没有这种荒诞的意念，文学是不会产生的（虽然他生平“未尝厝意文翰”，一辈子只写过一篇《酒德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且由它去吧。人类都喜爱外形美和勇敢品德，可是史书上却说刘伶“容貌甚陋”。他曾经和人争吵，别人抢起拳头就要揍他一顿，你猜他怎么回答的？他站起来慢慢地说：“鸡肋何足以当尊拳。”那人也确实觉得不值得打那么一个“孬种”，于是这场本来极其壮观的超级武打，就告终了。不要以为凡是酒人都是武二一般好汉，即使自认为“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的刘伯伦，在现实生活面前，其实也不过是自认虫的阿Q之前辈云耳。
刘伶当过建威参军这不大不小的官，“常乘鹿车，携酒一壶，使人荷铺随之，谓曰：‘死便埋我。’”（《晋书》）似乎对个人的生死看得很随便，但是从他在拳头面前的那副熊样，很可能鹿车上受点风寒，也得马上赶回家去喝板蓝根和速效感冒片。他这句话说得倒通达，可比起三国时代的郑泉，却差得远了。郑泉这个醉猫，临终前告诉他的朋友说：“必葬我陶家（注：做陶器的人家）之侧，庶百岁之后，化为土，幸见取为酒壶，实获我心矣！”（《吴志》）郑泉的遗嘱，希望骨灰变成泥巴，让百年之后制陶的人把它捏成一个酒壶，这才不愧是个真正的酒汉！如果我的朋友—
工艺美术家韩美林捏的某一个酒壶确实用的是郑泉骨灰的料，那么，我一定向他讨来转赠给杨宪益兄。不过世界上事情往往不尽如人意，保不定百年之后，陶家挖了郑泉的骨灰，却捏了个尿壶……
《遁斋闲览》有一段故事：“郭朏有才学而轻脱。夜出，为醉人所诬。太守问，删笑曰：‘张公吃酒李公醉者，腊是也。’太守因令作《张公吃酒李公醉赋》，朏爱笔曰：‘事有不可测，人当防未然。清河文人，方肆杯盘之乐；陇西公子，俄遭酩酊之意………守笑而释之。”“张公吃酒李公醉”，是古时候一句俗话。郭朏好端端被人诬告他喝醉闯祸，当然是无妄之灾，幸好这太守也是个书呆子，叫他做一篇赋就放走了。大革文化命的年头，被诬的很多，你越是掉书袋，越是引用经典著作据理力争，你就越倒霉。毕竟玩养政治的像这位太守那样的人少。至于郭朏那首《张公吃酒李公醉赋》的开头两句，倒是耐人寻味的。
自古及今，似乎诗和酒的关系特别亲切，以酒为题材的诗，真是罄竹难书。陶渊明是较早的一位酒诗人，李白更不必说。据郭老的考证，杜甫也是个酒鬼（当然，他的《酒中八仙歌》不会把他自己写进去）。我倒是喜欢白居易的《劝酒》：
劝君一杯君莫辞，劝君两杯君莫疑，劝君三杯君始知。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时胜醒时；天地迢迢自长久，白兔赤鸟相趁走。身后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梅酒！
地球永远转动，人的寿命短促，把短促的寿命浪费在钞票追求上，“身后堆金拄北斗”图个啥？！我近来虽然一点酒都不沾唇，但“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时胜醒时”的酒徒心情，却是能了解的。
这里还是用姓杨的故事作结束：宋初有个老头叫杨朴（据说近来的文艺家都喜欢这个祖宗，我没有考证过他是宪益的第几代祖宗，也不知道他认不认），是个怪人，平日骑头驴子在郊外溜达，然后躺在草窝里作诗，“得句即跃而出”，把过路人吓一跳。宋太宗、真宗都召见过他。《候鳍录》有一段记载，“宋真宗征处士杨朴至，问曰：‘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对曰：‘臣妻有诗云，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草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从前的知识分子不愿当干部，害怕什么时候闹个把运动，老头皮便“咔嚓一声”保不住。现代的知识分子受了三十多年的革命教育，知道做官是“为人民服务”的真理，于是很多人都愿意，并且实践过“捉将官里去”的光荣。不过贪酒咏诗，是否都戒了，在这里却各人都还有他的自由的。
（选自《解忧集》，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