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籍绍兴，以言喝酒，是够得上称世家的，但我自己不长于饮，幼时或有宴会，盛餐美酒，然少饮便醉，不能自持，辄伺隙逃席，每为弟妹辈所嗤笑，而自己一想到“将门无犬子”的古话，终为不堪强饮耿耿于怀。
此后，为着要维持这个世家的身份，常闭门学饮，希冀于从“渐”来求取进益。虽一杯既尽，忽焉复醉，然醉的程度却慢慢减轻，而量也渐宽，纵尽斤酒，亦不复烂醉，偶或喝到是处，展读线装书，酒酣耳热之余，意境朦胧，似醉而不醉，似飘然而其实飘然不起来，忽觉浑身舒畅，从苦饮之中得其乐也。
但学饮的雅兴究竟不能长久维持下去，及年龄渐增，人事纷纭，儿时旧事早已置之脑后，不过有时候倒很想喝几口。也因为常饮，多有细味酒趣的机会，经验既富，遂觉古人乐酒，无非为追求那一种茫茫惘惘的景光，亦即微醺之意。
自然这种意境不能每求必得，西人饮酒主狂，举杯直倾，大醉而止，豪则豪矣，但酒趣、酒味却不能领略半点，外此更无论矣。至于中国人的细酌，虽可兼领趣味，然情力消于缓渐，酒后意境则不复能如饮时。我觉得饮酒倒要亦狂亦弱，倾杯壮气，细酌品味，至七分而止，然后微醺之意，庶几可得。
有两点我与一般好饮者不同，就是我不饮寡酒，必求浓郁，肴肉羊膏、鲜鱼鸡腿，用以下酒则能开怀增量；其次我不讨厌人家劝酒，但要劝而不强，即我除倾怀以外，尚有细酌之余地。然刘继庄之《广阳杂记》中有记劝酒云：
村优如鬼，兼之恶酿如药，而主人之意则至诚且敬，必不能不终席。
在这样的场面，自是大苦事，但若有醇酒妇人，则劝酒之举又不可或少了。所以我宁愿服药一二次，盖不欲在有好酒时不能尽兴也。
我平常不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之道，但饮酒却例外，过与不及皆所深恶。不过讲究中庸的中国民族，对于喝酒却一点也不中庸，往古名士类皆称诵酩酊而少有传薄醉之旨，或者高谈酒诫，好像一近杯中之物，便十恶不赦。此点大约是受释氏影响，《梵网经菩萨戒》“轻垢罪”中“饮酒戒”云：
若佛子故饮酒面生酒过失无量，若自身手过酒器与人饮酒者，五百世无手，何况自饮？不得教一切人饮，及一切众生饮，况自饮酒？
无手，当然是畜生了！手一触酒器，就要遭此厄运，这也只有我佛说得出。不过《四分律》中有“饮酒士诫”，对酒害倒也说得头头是道，不像手未过酒器的人所说出，那十诫即：
一者颜色恶，二者少力，三者眼视不明，四者现嗔悲相，五者坏田业资生法，六者增致疾病，七者益斗讼，八者无名称，恶名流市，九者智慧减少，十者身坏命终，堕之恶道。
又《大智度论》则云酒有三十五失，从这些地方看来，菩萨本身纵不善饮喜饮，至少是知道酒味的，而且“恶酒”或者也竟是违心之论，因释氏主清心寡欲，但酒却有令人心动放逸之力，故只好舍弃爱嗜。然我辈凡人，有酒可饮直须饮，极乐世界究竟空茫，大可不必如此。
野马放得远了，现在且再回过来谈酩酊与微醺吧！比方陶潜是时常说他吃得大醉，但我读陶集，觉得陶的大醉，其实只是微醉而已，渊明《饮酒》二十篇序云：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看序文语气及《饮酒》诗意旨，实在只有微醺的时候才写得出。刘伶或者大醉的时候多，而作品也就比较少。至于李白，我是不相信他经常烂醉的，“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这种诗，当然是薄有醉意，乘兴喊得出的，如果泥醉，头昏脑胀、鼻塞口燥，出语决不会如此轻松。再者，“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又何尝不是酒到微醺，情移心动，飘飘然神遇之笔呢！
前几年我滞旅赣南，曾见吉安贺孟真杂记一种，贺为乾隆时人，斗方名士也，其书立意殊无可取，独有关饮酒一段颇有意思：
雪后晴日，温冬酒一壶，卤肉、糟鱼为佐，临窗独酌，闲看顽童呵手堆雪人，不觉日昏，而酒亦尽矣。此时兴犹未尽，然不宜再饮，饮过者易启悲怀，求快反失……
此人爱喝冬酒（按：冬酒吉安产，似五加皮而不烈，色浓，有甜味），当然不是善饮者，但对酒趣的领略却臻上乘，我最讨厌斗方名士自命能饮，以沉醉为狂，其实哪里解酒！
近年体力日衰，对酒已渐感不胜，偶值无遮之会，放怀一饮，颓然忽醉，微醺之意已长久没有享受了，但那种意境着实值得眷恋。因作此文，非敢说教，譬如嚼橄榄，乃在自求回味也。
（选自《饮食男女》，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