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了文人与酒的关系．自然使我们首先就想到了竹林七贤。以前人当然也饮酒。但在文人还没有显著的社会地位的时候，在文人还被视若俳优的时候，酒正如同其他饮食一样，还没有被当作手段似地大量醉酣的时候，酒在生活中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和影响；因而也就惹不起人们的注意。到了魏末的竹林名士，一方面他们在社会上有了特殊的地位，这是汉末以来处士横议的余风和文学观念发展的结果：一方面酒在他们的生活中也的确占据了极显著的地位，几乎是生活的全部；因而文人与酒的关系也就不可忽视了。
当然．远在竹林诸贤以前，名士们也已经有常常饮酒的，例如孔融；而且差不多是因为酒送了命。《后汉书·孔融传》云：“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日：‘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又云：“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今融集有《难曹公制酒禁》二表，皆措辞激昂，为饮酒辩护，而且明指说：“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积嫌成忌，终至枉状弃市。其实曹氏父子也是饮酒的，曹操《短歌行》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魏志·陈思王植传》言：“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全三国文》卷八魏文帝《典论·酒诲》云：“荆州牧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日伯雅，次日中雅，小日季雅。伯雅受七升，中雅受六升，季雅受五升。”又设大针于杖端，客有醉酒寝地者，轧以劓刺之，验其醉醒，是酷于赵敬侯以筒酒灌人也。大驾都许，使光禄大夫刘松，北镇袁绍军，与绍子弟日共宴饮。松尝以盛夏三伏之际，昼夜酣饮，极醉至于无知，云以避一时之暑。二方化之。故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饮。”刘表为八俊之一，汉末在荆州，为一时名士所归趋。袁绍丧母，归葬汝南，会者三万人，盛况不下于陈实。他们都是汉末的名士，其幕僚所聚，也都是一时俊义，可见汉末的名士，早已与酒结了不解之缘了，虽然程度上还没有象竹林名士的那么沉湎。
为甚么饮酒之风到汉末特别盛起来了呢？正如我们在《文人与药》一文所分析过的，是在于对生命的强烈的留恋，和对于死亡会突然来临的恐惧，这和《古诗十九首》以及建安以来的许多诗篇中所表现的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是一致的。由于社会秩序的紊乱会带给人不自然的死亡，也由于道家思想的抬头而带来了的对生命的悲观，从这时起，大家便都觉得生死问题在人生中的分量了。道教想用人为的方法去延长寿龄，佛教想用轮回的说法去解脱迷惘，都是针对着这一要求的。但佛教的普遍流行是在东晋以后，而道教的服食求神仙的办法，也很难让所有名士去接受，例如向秀《难嵇叔夜养生论》就说：“又云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干余岁，下可数百年，未尽善也；若信可然，当有得者，此人何在，目未之见。此殆影响之论，可言而不可得。”但即使是这些不大愿意服食求长生的人，对生死的看法也还是和别人一样的：死是生的整个结束，死后形神俱灭。因为他们更失去了对长寿的希冀，所以对现刻的生命就更觉得热恋和宝贵。放弃了祈求生命的长度，便不能不要求增加生命的密度。《古诗十九首》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范云《赠学仙者》诗云：“春酿煎松叶，秋杯浸菊花，相逢宁可醉，定不学丹砂。”《当对酒》诗云：“对酒心自足，故人来共持，方欲罗衿解，谁念发成丝。”这都可说明汉末魏晋名士们喜欢饮酒的动机。曹操《短歌行》叹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而办法即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世说·文学篇》言“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注引《名士传》说“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铲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对死的达观正基于对死的无可奈何的恐惧，而这也正是沉湎于酒的原因。阮嵇与何晏王弼年代相若，而《世说》注引袁宏《名士传》的体例，分为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二者，正表明了这二种名士生活态度的不同。这“不同”不关时代阶级和思想，这些都是差不多的；而在对于这些背景的两种不同的反应。我们在《文人与药》一文中，称何晏他们是清谈派或服药派，阮嵇这些人正是饮酒派或任达派。他们对生命的悲观更超过了服药的人．而且既然无论贤愚贵贱的结果都是一死，对事业声名也就无心追求了。《世说·任诞篇》云：“张季鹰(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日，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答日：“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另条云：毕茂世(卓)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注引《晋中兴书》日：“(卓)为吏部郎，尝饮酒废职。比舍郎酿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罋间取饮之。主者谓是盗，执而缚之。知为吏部也，释之。”可知放浪形骸的任达和终日沉湎的饮酒，正是由同一认识导出来的两方面的相关的行为。
因为饮酒是为了增加生命的密度，是为了享乐，所以汉末以来，酒色游宴是寻常连称的。我们读《古诗十九首》中的“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酒不正是一种生活的享受吗?曹植《箜篌引》云：“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名都篇》云： “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与吴质书》也云：“顾举太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萝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都是这一种态度。《吴书·孙权传》黄武元年十二月“权使大中大夫郑泉聘刘备于白帝”下注引吴书日：“郑泉，字文渊，陈郡人。博学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闲居每日，愿得美酒满五十斛船，以四时甘脆置两头，反复没饮之，惫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减，随即益之，不亦快乎!”饮酒只是为了“快意”，为了享乐，所以酒的作用和声色狗马差不多．只是一种享乐和麻醉的工具。
《列子》一书，今已公认为成于晋时．其中大半是讲生死问题的。象《杨朱篇》中所写的那种对生命的绝望和纵欲肆志的人生态度，正可视为由汉末以来名士纵酒行为的一种理论的说明。篇中云：“杨朱日：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逍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无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为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而美厚复不可常厌足，声色不足常玩闻，乃复为刑赏之所禁劝，名法之所进退，遑遑尔，竞一时之虚誉，规死后之余荣。偶偶尔，慎耳目之观听，惜身意之是非，徒失当年之至乐，不能自肆于一时。重冈累梏，何以异哉!”又设喻云：“子产相郑，专国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恶者畏其禁；郑国以治，诸侯惮之。而有兄日公孙朝，有弟日公孙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钟，积麴成封，望门百步，糟浆之气，逆于人鼻。方其荒于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内之有亡，九族之亲疏，存亡之哀乐也，虽水火兵刃交于前，弗知也。穆之后庭，比房数十，皆择稚齿嫒婧者以盈之；方其聃于色也，屏亲昵，绝交游，逃于后庭．以昼足夜，三月一出，意犹未惬。乡有处子之娥姣者，必贿而招之．媒而挑之．弗获而后已。……子产用邓析之言，因间以谒其兄弟而告之日：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智虑，智虑之所将者礼义．礼义成则名位至矣。若触情而动，聃于嗜欲，则性命危矣。子纳侨之言，则朝自悔而夕食禄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择之亦久矣。岂待若言而后识之哉。凡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以难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礼义以夸人，矫情性以招名，吾以此为弗若死矣。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国之能夸物，欲以说辞乱我之心，荣禄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怜哉！这种为了“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于是尽量地把握住这现存的一刻，尽量地去享受的人生态度，正是汉末以来名士们喜欢饮酒的理论的说明。《世说新语·任诞篇》云：“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痛饮酒是增加享受的，读《离骚》是希慕游仙的，这是当时名士们一般的心境；而其背景则正是时光飘忽和人生无常的感觉的反应。
梁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云：“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陶渊明所处的时代，又是晋宋变易的时候；政治社会的情况，与孔融之在汉末，阮、嵇之在魏末，大略相似。政治上是“巨猾肆威暴，钦䲹违帝旨”（《读山海经》第十一首。陶澍云：“此篇为宋武弑逆作也。”陈祚明《古诗选》曰：“不可如何，以笔诛之；今兹不然，以古征之。人事既非，以天临之。”）；社会上是“间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序）；一般士人是“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饮酒诗》第二十首）；那么渊明白己呢，只有叹气饮酒了。“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杂诗》第八首）所以陶渊明的饮酒，也并不是那么绝对地“悠然”。但时代毕竟变易了，篡位窃国的事也不只一次了；而渊明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和孔融、阮、嵇不同；以前虽也“历从人事”，但“皆口腹自役”的卑职，现在则已隐居躬耕了，所以对于政治的关系也毕竟要淡薄些。孔融、阮、嵇诸人对政治固不能积极为力，但即想消极也很困难；陶渊明则归田隐沦，是比较没有甚么麻烦的。所以他的态度较之阮、嵇，就平淡得多了。但也绝没有平淡到完全超于现实情况以外，同时这也是不可能的。除前引之《读山海经》第十一首外，著名之《述酒诗》，虽言辞隐晦，但自汤汉注解以迄今日，原意已渐明，是叙述晋宋易代的政治事情的。“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渊明也寄托了不少愤激的感情。茅鹿门云：“先生岂盼盼然歌咏泉石，沉冥曲蘖者而已哉！吾悲其心悬万里之外，九霄之上，独愤翮之絷而蹄之蹶，故不得已以诗酒自溺，踯躅徘徊，待尽丘壑焉耳。”渊明虽无功名事业表现于当世，但他确是一个诗人，由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感情思想来。无论就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说，或就其思想情况说，渊明都和阮嗣宗有相似处；平淡虽然是比较平淡，但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到陶渊明，我们才给阮籍找到了遥遥嗣响的人；同时在阮籍身上，我们也看到了陶渊明的影子。明潘聪刊阮陶合集，实在是有眼光的。《宋书·陶潜传》言“潜不解音声，而蓄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可知渊明也是和阮、嵇一样地向往着那音乐的“自然”“和”的境界的。既然有这许多的相似处，无怪乎渊明“性嗜酒”（《五柳先生传》）了。求仕是为了“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归去来兮辞》序）；乞食也是要“觞至辄倾杯”（《乞食诗》）的。酒成了陶渊明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于是诗中也“篇篇有酒”了。
我们在《文人与药》一文中讲过，陶诗中也有许多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感觉；《形影神》诗：“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寿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归田园居》：“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像这一类的思想在诗中是很多的，但陶渊明虽然“性嗜酒”，却并不像汉末和竹林名士们的那样“昏酣”。《饮酒诗》序云：“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他饮酒后还可以作诗；“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他饮酒是有量的节制的。苏东坡云：“‘但恐多谬误，君当恕罪人’，此未醉时说也，若已醉，何暇忧误哉！”所以虽然“酒中有深味”，也绝不会有昏酣少醒的情形。这不仅因为他知道“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诗》）；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并没有完全放弃了对于延年益寿的追求。《九日闲居诗》序云：“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九久谐音；九华言九日之黄华，指菊。《艺文类聚》四引魏文帝《九日与钟繇书》云：“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至于芳菊纷然独荣，……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所以诗中说“世短意恒多，斯人乐久生”，又说“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饮酒诗》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说“秋菊有佳色，裹露掇其英。汎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离骚》言“夕餐秋菊之落英”，足见他采菊是为了服食的，而其目的是在“乐久生”。《西京杂记》云：“汉人采菊花并茎叶，酿之以黍米，至来年九月九日，熟而就饮，谓之菊花酒。”《续事始》引《续齐谐记》云：“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长房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灾厄，急令家人作绛囊，盛茱萸，悬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消。”《太平御览》五十四引《风俗通》云：“南阳郦县有甘泉，谷水甘美，云其山上有菊花。水从山中流下，得其滋液。谷中三十余家，不复穿井。仰饮此水，上寿者一百二十，中者百余岁。”《水经注·湍水注》云：“湍水又南，菊水注之。水出西北石涧山芳菊溪，亦言出析谷，盖溪涧之异名也。源旁悉生菊草，潭涧滋液，极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餐挹长年。司空王畅，太傅袁隗，太尉胡广，并汲饮此水，以自绥养。”真浩说太元玉女有八琼九华之丹，足见“菊解制颓龄”是很流行的说法。渊明《和郭主簿诗》云：“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宋书·陶潜传》言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又言“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可知渊明是经常自己酿酒的，而采得的菊英也正是要制菊花酒，要服食的。渊明既然没有完全放弃了对久生长寿的企求，自然对死的恐惧也就相对减轻了。在这点上，倒是和嵇康很相像。阮籍虽也说“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咏怀》十），但又有“人言愿延年，延年将焉之？”（《咏怀》五十五）所以他是不讲求服食长寿之道的。渊明在这点上和阮籍不大同，因此他纵酒的程度也就不像竹林名士那么“肆意酣畅”了。
但陶渊明最和前人不同的，是把酒和诗连了起来。即使阮籍，“旨趣遥深，兴寄多端”（沈德潜《古诗源评》）的咏怀诗底作者，也还是酒是酒，诗是诗的；诗中并没有关于饮酒的心境底描写。但以酒大量地写入诗，使诗中几乎篇篇有酒的，确以渊明为第一人。在阮嗣宗，酒只和他的生活发生了关系，所以饮酒所得的境界也只能见于行为；所以我们只看见了任达。虽然生活还会影响到诗，但毕竟是间接的。但陶渊明，却把酒和诗直接联系起来了，从此酒和文学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饮酒的心境可以用诗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有了“笃意真古，辞兴婉惬”（钟嵘语）的陶诗。杜甫《可惜》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文人与酒的关系，到陶渊明，已经几乎是打成一片了。
除了上面所说的菊花酒以外，陶诗中写饮酒时的心境，我们也可以举例说明。《饮酒诗》第十四首云：“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第七首云：“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人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这和竹林名士一样，是用酒来追求和享受一个“真”的境界的，所谓形神相亲的胜地。陶集有《形影神》诗，谓“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正是明形神必须相亲的。《饮酒诗》第二十首云：“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第十三首云：“一士常独醉I21，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这是借酒来韬晦免祸的。即使别人对自己有迫害或劝仕的意思，但自己既然常独醉，自然彼此无法畅谈，只有“发言各不领”了。这本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阮籍这样，陶渊明也是这样。他们的环境和思想皆相似，自然饮酒的动机和向往的境界亦相似。但陶渊明的身份地位毕竟和阮籍不同，他的悲痛只是内心的，受到实际政治迫害的机会比较少，所以陶诗中写后一种心境的诗不如写前一种的多，如“中肠纵遥情，忘彼千载忧”(《游斜川》)；“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饮酒》第一首)等等。阮、陶的差别是时代的差别，也是社会地位的差别。但到陶渊明，把酒和诗密切地连了起来，却确乎是件不平常的事情；对于后来的影响很大。像唐朝的很多诗人，特别是李太白，我们念他们的诗，自然会想到陶渊明。
其次还需要说明一点的，是饮酒的量的问题。竹林诸贤中，山涛饮至八斗方醉，刘伶五斗解酲；阮籍母死，犹一饮二斗；阮咸以大盆盛酒，与宗人相饮。此外如卢植、周颉，都能饮一石；南齐沈文季饮五斗，陈后主与子弟日饮一石；而汉时于定国能饮至数石不乱。宋沈括《梦溪笔谈》云：“汉人有饮酒一石不乱，予以制酒法较之，每粗米二斛，酿成酒六斛六斗。今酒之至醣者，每秫一斛，不过成酒一斛五斗，若如汉法，则粗有酒气而已。能饮者饮多不乱，宜无足怪。然汉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人之腹中，亦何容置二斗七升水邪?
或谓：‘石乃钧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计之，当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于定国饮酒数石不乱，疑无此理。”如果我们将“斗”当做权量谷物的单位计算，结果一定是两无所合的。斗本是一种大型的饮器，《诗·大雅·行苇》：“酌以大斗”，斗是指爵樽一类的饮具。《小雅·大东》：“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左思《吴都赋》云：“仰南斗以斟酌”，五臣翰注，“南斗星将仰取以酌酒也”。酒器的斗本是肖斗星的，有柄，所以叫做“斗”。《晋书·韩伯传》：“至太寒……，母方作襦，令伯捉熨斗。”熨斗的形状也是肖斗星，现在乡间还有用这种老样子的，所以也叫做斗。《三国志·姜维传》注引《世语》曰：“维死时，见剖胆如斗大”，杨恽《报孙会宗书》言“烹羊炮羔，斗酒自劳”；斗即指通行的酒器。曹操《祭乔玄墓》文，言“斗酒双鸡，过相沃酹”，古诗说“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斗酒的意思和后人称杯酒差不多。饮器中最小的是升，樽爵是通称，斗大概是最大的。酌酒时用樽杓，所以叫做斟酌。用斗饮酒，好像用碗饮，是取其容量大的意思。《世说新语·方正篇》云：“王恭欲请江卢奴为长史，晨往诣江，江犹在帐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应。直唤人取酒，自饮一碗，又不与王。”又《世说新语·排调篇》言王导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碗嘲周颉。《三国志·甘宁传》云：“宁乃料赐手下百余人食。食毕，宁先以银碗酌酒，自饮两碗。……持酒，通酌兵各一银碗。”《宋书·刘湛传》言庐陵王义真谓之曰：“旦甚寒，一碗酒亦何伤！”这都是饮量大的例子，一碗正像阮籍、刘伶们的一斗。量小的人即只能用升饮，《三国志·韦曜传》言“曜素饮酒，不过二升”。《晋书·陆晔传》言桓温“饮三升便醉”，陆纳“素不善饮，止可二升”。二升好像现在的两小杯。《西京杂记》说“韩安国作《几赋》不成，罚三升”；这和石崇金谷的罚酒三斗，《兰亭禊集》的罚三觥，取意完全相同。升斗觥虽有大小之别，但都是酒器，和杜诗的“百罚深杯亦不辞”中说杯是一样的。一石数石都是循着权量的习惯说的，意思就是十斗数十斗：所以最不能饮酒的人也能饮二升，而多的可以到数石。唐宋以下，以斗做权量的单位，饮酒改用杯盏，所以饮量很少能有到一斗的。李白斗酒诗百篇，杜诗“速令相就饮一斗”，已经都是极言其多了。《明道杂志》云：“平生饮徒，大抵止能饮五升已上，未有至斗者。……晁无咎与余酒量正敌，每相遇，两人对饮，辄尽一斗，才微醺耳。”五升已是大量，普通人只能从杯盏计算，但杯盏也和汉魏人的升斗差不多。否则象阮籍的“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如果拿权量的单位计算，是绝无可能的。这样，他们一饮数斗，也就并不可怪了。
该文节选自王瑶先生《中古文学史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