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裴：文学与酒文化
——《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
饮酒艺术表现及文化哲学含蕴之比较
【作者简介】李裴，任职于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编辑说明】本文原刊《贵州社会科学》（贵阳）1996年第01期，本次编辑全文转自《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6年05期，注释、参考文献从略，引用时务必请以原刊为准！
中国文化根柢属农耕文化，用粮食酿造醇酒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甲骨文中便有了“酉”（酉：古“酒”字）的记载。酒所具有的致醉功能使人进入一种独特的感觉世界，并由此而在历史的思想精神发展长河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酒文化。由于与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心境之一“迷狂”和想象、激情等因素相吻合，相联系，是以酒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中国文学史上，酒文之缘的例证举不胜举，著名的如李白“会须一饮三百杯”，“斗酒诗百篇”的酒文气度；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酒文慨叹；而陶潜，则写出了“篇篇有酒”的意韵隽永之诗，言“悠悠迷所留，酒中有真味”。诗圣杜甫对此“心有灵犀一点通”，叹曰：“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酒诗、诗酒，酒与文难解难分，以此纵观中国古典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在相当范围内，真可谓“无酒不成诗”。
正如酒和酒文化对文学产生影响一样，文学对酒和酒文化的影响也是明显的。通过文学对饮酒方式，饮酒口味，饮酒风习的记叙，后世受到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很大程度上，文学担负了酒文化的承传递代的历史任务，研究文学中的酒，可以说，既是一种文学的话题，更是一种很有延展性的文化研究。
因此，换一个角度看，要对中国古典文学与酒和酒文化的关联作更深入的理解的话，必得进一步对酒在促进中华民族成为“礼乐之邦”的漫长历史中“酒以成礼”与“酒以为乐”这两个重要内容以及对文学的关系作一些检讨（实质上，“酒以成礼”和“酒以为乐”乃中国酒文化的两大基石）。
《论语·泰伯篇》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是中国礼乐文化的核心。《礼记·礼运》又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云：“酒以成礼，”《汉书·食货志》引鲁匡语云：“百礼之会，非酒不行。”可见酒礼之成由来已久；又从中国文化及许多其他世界文化中“祭必酒，酒必祭”的文化事实可以说明，无酒无以成礼。酒礼中的酒已被人为地赋予了一种社会文化含义，成为文化交往，交流、承传的一种“礼品”（礼酒、祭酒），只有受馈赠或受敬奉的对方把它还原为一种可以致醉的饮料而为“食礼之冠”的时候，酒才真正实现了它第一义和终极义的目的。这样，“酒之为乐”就成了酒文化的基础。礼，教之以理，敬之以物；乐，动之以情，配之以器。在中国古典词汇中，乐（音乐），乐（快乐）同字。礼乐之邦既是指灵与肉，理智与情感，欲望与节制相统一的国度，亦可标志法制与艺术，道德与诗学相融合的文化。礼与乐从来就是两相对应的一物之二面，须臾不可分离，而酒在其中的发生意义上的基础作用和推动作用也是形影相随的。
在“酒以为乐”的层面上，饮酒必导致情感的放松，思想的活跃甚至迷狂的出现……其中，差异仅在程度深浅而已。迷狂或者说由醒而醉的状态使现实的人能够以非实在的虚幻心理去感受、体验，回味现实人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嵇康《声无哀乐论》），在这一点上，酒可以与哲学介于情感与宗教之临界点上的特质相沟通，“哲学常常把自己转换成一种精神上淫媒的艺术。而且，常常是一种把悲愁止息成睡眠状态的麻醉剂”（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中译本，第33页）。人类酒神意识的诞生，醉境的陶冶可以把人类意识的深层忧惧意识化入混然的忘我之境，对现实的生命流程（从生到死的过程）必会产生强烈的体悟和感慨，因此，酒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悟性，其终极意义便是对生活的选择。
“酒以为乐”，其致醉功能的选择和表达，给文的发扬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并各具特色，体现在中国三部古典小说——《金瓶梅》、《红楼梦》及《儒林外史》中，具有鲜明的可比性，从中可以窥见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文化特质及各自在文化上的特征和特点，这对深入文学与酒文化领域是一个颇具研究性的角度。
一、《金瓶梅》、《红楼梦》及《儒林外史》“饮酒”的艺术表现
1、《金瓶梅》是一部以明代为背景， 涉及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世情小说，精彩、细致带着自然主义倾向的描写，对世情的悲喜乖戾、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和透视，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和深度。其描写生活的核心，与酒密切相关，在很多时候是酒推动着情节发展。作品中写饮酒以调情卖相、打嘴犯牙、打情骂俏、淫欲纵色等等情欲宣泄为主导，酒将淫推至人生的舞台上，既表现人物各自的性格，反映明代世情、生活的实质与真相，也表现出作品虽然对纵欲深怀忧惧但却又抵挡不住内里的饮鸩解渴般的性审美倾向。小说的主人公西门庆勾引潘金莲，便是在一片“酒潋觞滟”的迷漫气氛中开始的。这种迷漫气氛笼罩着“金瓶梅世界”，酒促成并铸就了这个酒、色、欲、淫的世界。在这个醉眼朦胧的世界里，酒成了淫的前奏、媒介和有力的帮衬背景，甚至，直接就成了手段和工具，是一种人生、世情、生活的表达的媒体。
比如，第十三回写西门庆与李瓶儿私通，狼狈为奸，“香醪”（酒）在此已然成了淫乐的工具与手段。因为酒中的乙醇（酒精）具有致醉功能，易致人于朦胧迷茫产生性审美倾向和性冲动，以达成性交合的目的。再如“金莲调婿”一回。“却说西门庆席上，见女婿陈经济设酒，分付潘金莲，连忙下来满斟一杯酒，笑嘻嘻递与经济……妇人一径身子把灯影着，左手执酒，刚待的经济用手来接，右手向他手背一捏。这经济一面把眼瞧着众人，一面在下戏把金莲小脚儿上踢了一下。”（第二十四回）一个“连忙”，暗示求之不得，如获至宝，一个“笑嘻嘻”，真是“穷耳目之好，极声色之欲”，而两个淫心荡漾的偷情男女，狼狈为奸，借递酒之机极尽调情卖相之能事。《金瓶梅》中西门庆一妻五妾，外兼宿娼包妓，淫乐无度，且处处饮酒，可谓“无酒不成淫”。书中这些描写，体现了世情小说的特色，也表现了酒文化中的“酒”在“金瓶梅世界”和生活中的一种特有功能和作用。
2、《红楼梦》全书写酒宴七十多处，酒在贾、史、王、 薛四大家族贵族生活的兴衰演变过程中起着极大的表现作用。《红楼梦》的饮酒全在一“乐”字，表现出一种情调，雅趣，尤其是饮酒过程中多有花样百出的“酒令”，更增其雅趣之韵致。
酒令乃是一种独特的酒文化内容，富于诗意和情趣，包含着强烈的享乐主义倾向。这是通过诗意与酒精的碰撞，很好地体现着人的大脑与肠胃，心理与生理、情趣与食欲，情感与物质的奇妙结合。《红楼梦》中的酒令最有特色的是以语言文字为游戏的酒令，或射覆、或联句，或命题赋诗，或即兴笑话，不一而足，将文化娱乐及才情睿智融于聚饮的食文化之中，很好地表达了《礼记·乐记》所谓“酒食者，所以合欢”的认识。比如小说第二十八回写了一个雅俗咸宜的酒宴，把酒与生活、文化、人物性格等因素胶着在一起，意韵悠长，贾宝玉、冯紫英、蒋玉函、薛蟠及歌伎云儿一起喝酒行令，宝玉、紫英先行了“雅令”，云儿则唱出富有挑逗性意味的性感曲；而“呆霸王”，大草包薛蟠也附庸风雅，咏出“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的句子，唱出“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的“哼哼韵”来——真是情趣纷呈。
再如小说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写到众妇女老少各自行酒令饮酒，兴之所致，便请戏子演戏。“不一时，只听得箫管悠扬，笙笛并发；正值清风气爽之时，那乐声穿林度水而来，自然使人神怡心旷。宝玉先禁不住，拿起壶来斟了一杯，一口饮尽，复又斟上，才要饮，只见王夫人也要，命人换暖酒，宝玉连忙将自己的杯捧了过来，送到王夫人口边，王夫人便就他手内吃了两口。”这里写到音乐与饮酒相互促进，引发性情的妙处，如此且酒且乐，因乐而酒，酒乐相生，很好地显出了红楼饮酒的别致情调，说明着“酒以为乐”之“乐”兼快乐与音乐二义的道理，并且，通过饮酒还把人世情爱，社交友谊，天伦之乐等世情表露得极自然，贴切，细腻和生动，其社会生活情味极浓。由此，我们似可得到这样一种认识，作为一种尽情的享乐，酒使生命中的情绪和情感自由地挥洒，把生活向畅快淋漓的感悟焦点凝聚，使人忘我地也就是具有相当审美意味地享受现时生活给予的一切。尤为深刻之处还在于，虽然其表面上颇具审美欣喜的气氛，但处于这一氛围中的主人公阶层内里的空虚和大厦将倾的意向却也包含其间，预示了四大家族的衰落。
3、《儒林外史》用讽刺笔调写了一群知识分子的各种可笑行态， 通过对这些人的生活的具体描写展开对“博学宏词”的封建科举制度的猛烈、辛辣的抨击。在这些封建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中，饮酒与清淡成为很重要的一种生活方式，借酒浇愁解忧是其饮酒的一个主要目的。
封建科举制度在其发展、演化的历史中，已经从举贤选士蜕变为一种功名富贵的进身台阶，其腐臭的八股文取土方式，圣经贤传的出题范围，对个性思维发展和才情发挥有极大的限制作用，将封建知识分子赶向精神的死胡同。经过进身报考的命运成败的多次折磨，这些知识分子渐渐形成了对待科举考试的种种意念和态度，极自然地在他们的具体生活，尤其是饮酒清谈中表现出来。比如第十七回“匡秀才重游旧地，赵医生高踞诗坛”就写到了景兰江邀支剑锋、浦墨卿饮酒，以“科举”为核心话题清谈的详细情景。
事实上，在文士醉心举业，八股文外百不经意的时代，知识分子对于功名富贵中毒甚深，病入膏肓，其因酒清谈，把酒问天，皆无不以科举、功名为热门话题，似乎除科场考试，功名富贵之外，人生已无重要内容。这种尚“虚”倾向如果一般地道来，便觉无趣，于酒酣耳热时顺口而论，则往往妙趣横生了。由此似可推见，饮酒清谈不仅是一种文学方式，更重要的是一种“当时的”生活方式，它至少可以让人获得一种“宣泄”的轻松。因此，《儒林外史》中，不仅醉心功名者大兴饮酒清谈，就是那些如闲斋老人所说：“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的杜慎卿等人，也同样地热衷于饮酒清谈。第二十九回乃例证之一。其间，“杜慎卿道：‘我今日把这些俗品都捐了，只是江南鲥鱼、樱、笋下酒之物，与先生们挥塵清谈。 ”“通过对这些品行高尚的文士活动的描写，作品透出了一种肯定性心理意向，这些文士显然是要给那些热衷功名的士人立一个楷模，表达“以礼乐化俗”、“以德比人”的思想。
《儒林外史》中大量的“清谈”及与酒的关系，显示了酒在结构作品和揭示文士生活、心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文士们在饮酒场中倾吐胸中块垒，畅谈人生遭际，以一种至少表面上看是轻松自如的态度品味人生，放松人生，对生活表示出一种带有“宣泄”性质的戏谑的态度。这对于文化来说，则是一种浅淡的自嘲，对社会历史未必有什么直接的重大作用，却于文化陶冶、社会思潮形成诸方面显示出不容忽视的力量。
4、饮酒在《金瓶梅》、 《红楼梦》及《儒林外史》中不同的艺术表现说明，不同的时代环境，不同出身及地位的人，因其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不同，他们饮酒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含义也就有所区别。《金瓶梅》表现情欲，《红楼梦》表现雅致，《儒林外史》表现戏谑。尽管同是立足于“酒以为乐”的享乐主义原则，然其酒文化意义却具有种种不同意向，确实能激发起人们深究其底蕴的兴致。
二、《金瓶梅》、《红楼梦》及《儒林外史》酒文化意义的比较
古语云：“民以食为天。”原始初民以向大自然奋争获取食物养生为首要目的，原始巫祝便是表达对生产、生活、围猎、丰收等活动的一种重要的精神愿望，是虔诚地祈福于“天”（超自然的力量）以求衣食保障的原始礼仪，可见衣食之乐乃人性之乐的初始。而食乐之中，就精神享乐而言，以酒为最，因此酒在原始巫祝中具有神圣功能；“祭必酒，酒必祭”。并就此铸成中国酒文化的“原点”，也是“酒以为乐”的第一义及终极义。同时进一步演绎和分化出多种不同类型的“乐”的方式，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不同人生结局。中国酒文化的这一特征，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特别是古典小说中有极其明显的表现。《金瓶梅》、《红楼梦》及《儒林外史》非常有代表性。
1、“乐”的方式。
有“天下第一淫书”之称的《金瓶梅》视酒为淫的附庸，酒乐是淫乐的铺垫和前奏，饮酒便是为了增强相互间的性审美意识和性冲动，以便在一派迷漫的气氛中进入淫欲的心境。因此书中凡有淫处必先饮酒，酒与淫简直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形成了“金瓶梅世界”的饮酒之乐为“纵乐”或“淫乐”的特点，一种纯粹为了获取官能享乐和感官刺激的肉体之乐。
具有史诗性质的巨著《红楼梦》在饮酒上演绎的是一种有趣的“吃的文化”，饮酒属该文化中一个极重要的内容。书中所体现的“酒以为乐”之“乐”，兼具身、心两方面快乐愉悦的含义，即身体因醇酒而变化，心理因环境及酒令、音乐和生理的变化等因素的促进而获得审美愉悦，心理上生出具有快感与美感相兼的醉感，其方式可以概括为集酒与才情于一体的“娱乐”。
讽刺经典作品《儒林外史》刻划了一群封建文士的种种形象，饮酒时多带有“咬文嚼字”的倾向，或席间清谈，或分韵赋诗，内容多是清谈社会、人生、科场、名利等等。清谈必带上浓烈的个性色彩，或融入自己的身世际遇，或阐发自己的独到见解，总不免一已的褒贬好恶，喜怒哀乐。因为社会环境的压抑，其饮酒为乐之“乐”是为“苦乐”——酒乐之中饱含对人生苦涩的品味，而辛酸落第的科场冷遇又可在酒中暂获解脱；人生的苦闷在酒中即使不能消融，也可寻觅暂时的忘却和片刻的安慰。
2、“乐”的结局。
《金瓶梅》纵乐的归宿显然只能是乐而中夭。古语有云：“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利刀”酒色一旦合为一体，更加速了生命的枯竭，促成早夭。“金瓶梅世界”里一帮“皮肤滥淫之蠢物”只知纵欲淫乐，“酒——淫——夭”是其必然历程。第七十九回写西门庆纵欲致病，吴神仙诊断说：“官人乃是酒色过度，肾水竭虚，是太极邪火聚于欲海，病在膏肓，难以治疗。”其间医学道理一如《黄帝内经》云：“若醉入房，汗出当风，则伤脾。”这淫乐纵欲的归宿；当是中国酒文化中极有特色的一笔，应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其故事主线由女娲氏炼石补天后余下而弃在“青埂峰下”的、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引登彼岸的“石头”串缀。其空间氛围，则如梦如幻。那顽石，就是口含“通灵宝玉”降生的贾宝玉。这位家境优裕，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主人公在封建大家族内，由于各种原因，他茫然无所归宿，尽管饱食终日，却知音难遇，终于借酒唱出了心中之人生的苦闷心情：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窗风窗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波噎满喉；照不尽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第二十八回）
《红楼梦》“酒以为乐”的归宿于此透露了消息，是为“乐极生悲”。红楼家族在七十五回以后迅速中落，其乐极生悲之状笼罩了整个故事的发展进程。
与《金瓶梅》“乐而中夭”、《红楼梦》“乐极生悲”不同，《儒林外史》“苦乐”的饮酒方式已揭示其归宿：乐中藏悲，现实人生的失意，因酒的麻醉作用而获致某种形态，通过饮酒而麻痹苦闷的人生情绪、感觉及理性，消融严峻的社会现实的严酷。饮酒在这里既是个性的一种退避，也是心灵的一种自我安慰，落拓科场的文士具有浪漫灵气的才情志趣，受到僵死思想的严重约束，个性遭到沉重的压抑，此时似乎只有多多饮酒才能借酒浇愁以求内心紧张情绪的缓解。因此这饮酒之乐终归是“乐中藏悲”的，其乐愈显，其悲愈深。
三、《金瓶梅》、《红楼梦》及《儒林外史》
饮酒艺术表现所含蕴的生命哲学意味
以上我们对《金瓶梅》、《红楼梦》及《儒林外史》“酒以为乐”的不同表现、态度、方式和结局作了比较，在酒醉的迷狂状态中，人们最终都在“酒以为乐”中对始生终死的个体生命流程产生强烈的体验，其体验中对生命的认知因不同的人、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文化而得出的结论或意向也是极其不同的。
1、生命的体验。
对人类而言，生死律动时时刻刻在折磨着人们，唤起人类强烈的生命意识。怎么生，怎么死，何时生，何时死，对生与死的忧惧，以及对“在生”状态的种种体验，都是个体生命流程所涉及的内容。尽管在人类强烈的生命意识中，个体显得是非常卑微、孱弱、可人类的心理层面对自然律的反映却并非被动，在看待始生终死的生命流程问题上，求再生、求永恒的祈愿化作了一种锐不可挡的心理动力，是一种生存抗争力量。但是现实人生不可能给每一个个体生命提供足够的历史与社会空间，于是酒神精神、意识诞生了。酒神铸就的醉境的陶醉，把人类意识的深层忧惧意念化，让人进入混然忘我之境，生与死，醒与醉交织成一支雄浑恍然的人生交响曲，把个体的人“置”于始生终死这个生命流程的任何一个“点”上，显示其特别的文化哲学意义。
《金瓶梅》太注重感官愉悦的快乐、欢乐以至纵乐、淫乐，于醉境之中充分享受人生生命的风月云雨，男欢女爱，是以在对待个体生命流程时，“金瓶梅世界”里的人无不放纵自己，胶着于现世人生，贴近了“当下体验”去观看人生，玩味人生，把一切的爱、欲、情与“生”粘合在一起，似乎“死”不在他们的思维范围之内。将这种近乎迷狂的体验“生”的情状融于个体生命之中，并于“在生”之点来体察生命之流程，无疑令人难以有真正“生”之层面的潇脱，难以让人真正从审美的角度去观赏千种人情，万般景致，它显然是一种缺陷甚大的人生生命体验方式，并特别地不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态所容纳。
《红楼梦》则相当虚幻宝灵，极写饮酒之娱乐，将才情志趣，个性化的因素与酒宴联结得天衣无缝。在对待个体生命流程上显示出明显的超越性和非实在性。贾宝玉的空幻思想，严重的失落感、孤独感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在一片酒乐之中，他与众姊妹相处得如漆似胶，趣味横生。但是，无论是对黛玉的偏爱还是对众姊妹的博爱都不能使他真正自救于孤寂落寞之中。对于生命存在的无可依傍的焦虑始终浮动在他的心灵之中，他早熟地领悟到世界的非实在性和生命存在的虚幻性，从乐极之中生悲。他的痛苦之源无疑来自对生命流程的深层忧惧，他试图处于“在生”来对“生”进行反思与控制，以达到较高的精神境界，却由于无法超越“自身”而深深地陷入新的苦痛之中。因此在饮酒娱乐的表象背后，是对生命流程的一种超越性“介入”的意识，将生命流程的精神情感的体验延展到“现时”之外，让人感悟到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可能在生命的终点处，“死”才是真正的“生”。宝玉幻灭后走向荒漠，归彼大荒，逃离红尘，走向“极乐界”，与小说的缘起恰好形成一个轮回，其环型结构描述着“生便是死，死便是生”的思想，印证了对生命的红楼式体验。
《儒林外史》在始生终死的问题上并不太注重开端与结束，而更多地看重过程，注重生命流程的曲折前进和螺旋式回环上升的变化。文士们从各个不同角度对现世“在生”作出了极具个性色彩的反思和品味，其间，特别注重对“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进退成败的体味和反刍。与《金瓶梅》之放纵，享受“在生”之“生”及拒绝思考“死”极其不同，《儒林外史》非常节制“生”而有意回避“死”。对于“生”的谨慎，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性格的脆弱性，以及对“礼”的潜文化意识心理的敬畏，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也。就此意义而言，《儒林外史》比《金瓶梅》和《红楼梦》更具生命的现世触动力，与社会政治、法律法规、经济文化等形态联系得更为紧密，使其成为了中国文学宝库里最好的一部“现世”讽喻之作。
2、哲学的意味。
《金瓶梅》从“在生”中观察和体验“生”的生命流程，将“生”的体验处处落于实在之地，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刺激，其饮酒多以直接的身体生理体验为主，是以哲学意味上有较重的“形而下”质素。
《红楼梦》欲超越于“在生”之“生”，将“生”与“死”扭结于环回状结构之中，出之于“混沌”而归于“混沌”，其哲学意味多“形而上”质素，具有某种非实在性、虚幻性和极强的思辨色彩。它提供了一种人类精神上延伸的可能性，使其内在魅力雄踞于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哲学含蕴之冠。
《儒林外史》在形而上具有一种对生死之终极意义的逃避意向。其开卷诗曰：“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结尾时也有一诗：“无聊且酌霞觞，唤几个新知醉一场。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这与魏晋文士饮酒是为了“遗落世事”相反，《儒林外史》之文士们饮酒是“为世事所遗落”，他们调侃、戏谑人生于酒中，并由此营造了作品哲学意味的基调，构成了一种深刻的生命自嘲和对“生”的无可奈何的审视。
以上，我们将酒与文的不解之缘作为论述的切入点，对《金瓶梅》、《红楼梦》及《儒林外史》中饮酒的艺术表现作了基于酒文化思考的比较，认为在“酒以为乐”的酒文化层面上，三著都有相当充分的艺术描述，揭示了中国酒文化在中国文学中的某些特有表现形态。酒文化的醉感文化实质使其与人类哲学意识相通。在对待始生终死的个体生命流程上，三著表达了不同的生命哲学意味，揭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的个体的“此在”的人所具有的不同心态，尤其是文士知识分子的特殊心态。我们认为广泛开拓中国酒文化的研究领域，特别是从文学与酒文化之关系的角度深入研究，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颇有价值的论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