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代酒器酒具常常带有不同时代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的和文化发展的烙印, 也体现着不同社会时期人们的审美观念与情趣, 许许多多精美的青铜、 陶瓷酒器、 特别是那些新奇而别致的各种酒杯, 无论色彩、 造型、 图案、 花纹常能使人在使用把玩的同时得到美的享受 , 欣赏之余, 还可使我们感受到不同社会时期饮食文化的演变、 风俗时尚的奢俭乃至不同世运的兴衰交替。
西汉时期, 国家采取“ 与民生息” 的政策, 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酿酒业兴旺 , 民间酒垆 倍出, 专以经营酒业的商业开始兴起。 “ 卓文君当垆卖酒” 的故事在此时出现, 而也与此时在杏花村开始流传。
东汉三国时, 酒的应用更为广泛, 名医张仲景、 华佗都曾用酒治疗疾病, 且水平相当高。
从西汉到三国, 青铜器铸造走向没落, 瓷器处于雏形阶段, 漆器盛行。这一时期的酒具 变化较大, 青铜器纹饰减退, 多为素面或束带纹, 铺首衔环等。展厅里展出这一时期的酒具 有“ 漆木耳杯” , 虽然被压撞变形, 其内红外黑的漆色, 仍然艳丽夺目。在铜器方面有锗铜 纹壶、 雁首长颈壶、 四足温酒炉、 蒜头壶等。
到了魏晋南北朝, 时局动荡, 战乱频仍 , 朝野内外, 不满现实。借酒浇愁, 饮酒成风, 因而促进了酒肆的增多, 甚至宫廷官宦也做起酒的生意来了。酒肆的增多促进了酿造业的发 展, 酒业的竞争, 也迫使酿造工艺不断推进, 杏花村此时改进过滤技艺, 由浊酒变成清酒, 使之清香纯正, 甘醇爽口。为了唱亮“ 清” 字, 产于汾州的清酒 , 又被称为“ 汾清” , 由此 “ 汾清 ” 著名于世, 列为贡酒, 造就了汾酒史上的首次成名。 《 北齐书》 卷十一, 曾记载有 北齐武成帝高湛向河南康舒王孝瑜推荐“ 汾清” 酒一事。
与此同时, 汾清的再制品──竹叶青酒 , 也同样赢得盛誉。梁简文帝肖纲曾有“ 兰羞荐 俎, 竹酒澄芳” 的诗句, 北周文学家庾信在其《春日离合》 中亦有“ 三春竹叶酒, 一曲鹃鸡 弦” 的诗句。这也正说明了竹叶青酒历史的悠久。
这一时期, 青瓷制品已广泛使用。在酒具上除了用陶、 铜、 漆耳杯外, 新增加了青瓷酒 碗、 酒注、 酒盏, 以及壶、 尊、 罐等。
初唐盛世, 农业、 手工业发展迅速, 使酒业大大推进。杏花村里酒肆增加到 7 2 家, 《 汾酒曲 》 描写了当年的繁华景象。在名酒“ 汾清” 的基础上, 采用了熟料拌曲、 乾和人瓮发 酵、 蒸馏制酒的技术, 其酒清澈透明, 酒香醇厚, 被称为“ 乾酿 ” 或“ 乾和” 白酒。因其酒 度较高 , 易点燃, 民间又称其为“ 火酒” 、 “ 烧酒” , 又有人称 “ 白酒” , 因产于汾州, 又 名“ 汾白酒” 。喜传朝内, 令汾州进贡, 被视为上品。
汾州杏花村, 在唐代是由军事中心太原通往皇城古都西安的途经要驿, 因而文武百官、 文人墨客来杏花村访酒饮酒者甚多。 “ 酒仙” 李白、 “ 酒圣” 杜甫、 陈子昂、 韦应物及崔颢 等大诗人都曾来此访酒作诗。杜牧的《清明》 诗更是千古绝唱, 形成了与当时文学艺术发展 高峰并驾齐驱的酒文化, 也标志着汾酒在历史上的第二次成名。
唐代, 不仅酒业发达, 文学艺术形成高潮, 而瓷器烧制技术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同时 , 金银铸造、 雕刻发展到鼎盛阶段。所以这一时期的酒具种类很多, 造型新颖奇特。民间酒 具大多为瓷器。酒史馆展厅里展出的有:白釉鸡身壶、 黑釉双系短流执壶、 白釉双系直口短 流执壶 、 灰底黄斑短流壶等。从这些展品中可以看出, 由于白酒出现, 酒度增高, 壶体缩小 , 有的酒杯与现在近似。另外, 到唐代天宝年间, 出现了桌子, 因而出现了一些适于在桌上 使用的新式酒具, 如“ 注子” , 在唐也称为“ 偏提” 。既能盛酒又可注酒于杯, 因而取代了 以前的樽、 勺, 成为一种极方便的斟酒器具。
从两千年前的秦汉时期, 我们一下子步入到盛唐时代, 其间跨越了数个世纪 , 从中我们 不仅了解了酒具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 代代承袭发展, 转相更替以及北齐和盛唐时汾 酒史上的两次成名, 同时, 也体味到其间所蕴含着的深邃的历史文化内容。中华酒文化最富 魅力之处, 不仅是它的古老悠久, 而且更在于它那顽强的生命力和传承不绝的延续性及其再 生能力 。
